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展眼之際，一良先生辭世已是十二年。十二年人世滄海，顧炎武有詩云，“憶昔論交日，星霜一紀更”。今年是一良先生誕辰一百週年，年初友人自滬上寄來《周一良讀書題記》，當日匆匆讀過，現想就此書所載及個人所知，談談一良先生日本史研究的情結及他個人日本史研究的軌跡，以為紀念。
（一）
《周一良讀書題記》頁四《新しい語原解釈の字引》條下，一良先生題記云：“此書於日本人士亦甚有益，而我輩學日語者讀會話讀本及閱小說之外，翻閱此書日記數語定為功課，久之於日語中極通俗普通之閭巷語言於教科書中無有者皆諳之矣！惜今日我國習英語者尚無此一冊也。十六年七月四日，周一良記。” 此為一良先生初學日文時所記也。熟如眾知，一良先生幼時，“讀書條件好到不能再好”（季羨林先生語），十餘歲時，其尊人叔弢先生即為延聘日本人山內恭雄（日本外國語學校中文科畢業，時在天津某公司任職員）、牧野田彥松（京都帝國大學文科畢業，清末曾在保定軍校擔任教習，時在天津開一“真木堂”書店）在家教習日文，前後四年，為他的日文閱讀打下了紮實的基礎。一良先生後來回憶說：“在家塾讀古書以外，我從十四歲以後開始了外文的學習，首先是日文。這裡又要提到我父親的卓識。當時他認為，日本與蘇俄是我國緊鄰，關係必將日益密切，這兩國的語言很重要。所以他計劃讓我學日文，我的二弟珏良學俄文。珏良後入南開中學，外語為英文。當時情況下，俄文出版物不易見到，家塾補習也不易進展。他不久放棄俄文，多年後當了英文教授。我的日文則堅持下來。”（《畢竟是書生》，12頁）寫此題記時，一良先生不過十四歲，題記中“我輩學日語者讀會話讀本及閱小說之外，翻閱此書日記數語定為功課，久之於日語中極通俗普通之閭巷語言於教科書中無有者皆諳之矣”一語，備見其當日用功方向及旨趣所在，除閱讀會話讀本、日文小說外，他對教科書中所不教的“極通俗普通之閭巷語言”亦興趣甚濃。
對於不同時代特別是古典時代的日文，一良先生此時都在牧野田彥松的引導下認真唸過，下過“笨而狠的功夫”（一良先生語）。一良先生說：“父親的意見，讀外文也要通古典，所以請他（牧野田彥松）教了一些古典文學作品如《保元物語》、《源平盛衰記》，當然只是初窺日本古典文學門徑，遠談不到系統學習。”（《畢竟是書生》，13頁） 十五六歲時，一度嗜讀日本近代文學作品，適逢私塾老師張潞雪先生溘逝，一良先生還曾動手翻譯過秋田雨雀的《先生之墓》以為紀念，頗得師長奬挹。《讀書題記》頁八所收《日本口語法講義》題記，“自來日本文法學家不論講文語口語，大抵都被西洋文法一局局定，很少能解放出來，自創新說，以適合於日本固有性質的，所以講來講去，終有許多難通的地方。山田氏對於這一點頗有識見，他將日本品詞的性質和西洋的一一比較過，看出它們決不能若合符節，它的書於是就與眾不同，然而的確是日本的日本文法，而非蒙著西洋皮的歐化日本文法！只是他太喜歡精密了，一個品詞中的分類，不惜去條分縷析，而且每條都給它們下個定義，有許多不能通分的也勉強分開，自然不免繁瑣討厭了，但也難怪，這原是文章專家的本色啊”，也可以看出通過幾年學習，下“笨而狠”的功夫，一良先生對日語及與之關聯的日語文法已有一定修養，故可目光如炬，有所判斷。此處一良先生所言，極具識見，記得幾年前北大中文系一些漢語史專業的教授也曾討論並呼籲過，希望當代的語言學家對中國古代漢語的研究，能突破“主、謂、動、賓、狀、補、定”等西方概念、語法規則，從中國古漢語內部重新研究、探討其規律、法則。至於一良先生說山田氏“太喜歡精密了，一個品詞中的分類，不惜去條分縷析，而且每條都給它們下個定義”，實則也為一良先生所深賞，他所批評的只是山田氏不可強解以為解、偏於瑣碎的傾向。一良先生後來也曾獨撰過一部《日文文法》，同樣周密詳慎，不厭其細，只是要較山田氏的這部《日本口語法講義》更要周至、更要審慎、更要精密。
（二）
一九三二年秋，一良先生自輔仁大學轉學燕京大學，插班入歷史系二年級，受教於鄧之誠（文如）、洪業（煨蓮）兩位先生。一九三四年一年之內（大學三年級下半學期和大學四年級上半學期），他連續在《燕京學報》、《禹貢》等學術刊物發表七篇學術論文，其中有兩篇是翻譯大谷勝真的《安西四鎮之建置及其異同》和內藤湖南的《都爾鼻考》。還有一篇《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介紹內藤湖南的生平及其在中國古代史研究、清初史地研究的成績，目光犀利，極具警見。這些譯文、論文均出自一個二十一歲的少年之手，並展示出了專業研究的素養、潛力和熟練運用日本語文的語言優勢，引起了時任燕京大學教務長的洪煨蓮先生的注意。其後一良先生大學畢業論文題目即為洪先生所指定，以“《大日本史》之史學”為題。一良先生後來回憶說：“這篇論文的題目是導師洪煨蓮先生指定的，看來他當時是準備培養我成為燕京大學所缺的日本文史方面的教師。……他並未做任何具體指導，我也確實花了不少力氣，以中國舊史學的標準衡量此書，指出優缺點。”（《鑽石婚雜憶》，87頁）對於這篇學位論文的價值，日本學者池田溫教授在追悼一良先生的文章中說道：“這篇苦心孤詣之作不僅對水戶史學背景及其觀念形態特徵做了恰如其分的解析，同時在史料蒐集整理上，採用在各條下標記出處的方法，也備受讚譽”，認為這篇論文同阿斯頓（William George Aston）的《日本紀》英譯本（Nihongi : Chronicles of Jap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A.D. 697）一起，“可稱為是外國人在日本史學研究上劃時代的傑作之一”。（池田溫〈周一良教授追悼文〉，《載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學術與人生》，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24頁）
一九三五年夏，一良先生大學畢業，是年秋，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在大學畢業之際，包括進研究院之後，一良先生對自己未來人生的規劃，都是要到日本去留學，進一步深入學習日文，研究日本史。他於畢業前的五月十三日夜訪時在燕京大學歷史系任教的顧頡剛先生，請求幫忙。（參見《顧頡剛全集·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342—343頁）顧先生專為此事於五月十七日寫信給胡適之先生說：
適之先生：
昨日匆匆，忘述一事：
燕大歷史系有一周一良君（安徽人，大約是周學熙的孫子），學業很好，於今夏畢業，下年他想留學日本東京帝大（他的日文很好）。不幸帝大只承認中國六個國立大學，燕大不在其內，大學畢業沒有資格進他們的研究院。因此，他託我轉求先生，可否到北大來盡半年多的義務（最好是助教名義，或史學系，或研究所），不要錢，白作事，但求明年四月東渡時，可以拿出北大證明書給他們看。所謂證明者，即是北大的聘書或校長、文學院長的證明函件。他因為家庭教育好，所以他的英文、日文都好，對於考古學、文字學都有造就。先生能提拔這人，一定是值得的。
學生 顧頡剛 上
二十四、五、十七
（《顧頡剛全集·書信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488頁）
此事沒有下文，《顧頡剛全集·書信集》、《胡適全集》書信部分都只有顧先生此函，不見有胡先生覆信。此後這年夏天，一良先生大學畢業居津期間，入燕京大學研究院之前，他還曾又請他的大伯父周梅泉先生，給一度為北洋國務總理、時剛履任駐日大使的同鄉前輩許世英寫信，“試圖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找工作”，但也沒有成功。（《畢竟是書生》，23頁） 這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赴日本學習、參訪，成為一良先生心中的一個結。抗日戰爭結束，他自美歸國，就任燕京大學教職，時一度有公派胡適之先生出訪日本之計劃，他又主動請纓，以希望做楊守敬第二自況，毛遂自薦，請作隨員。雖蒙胡先生允可，卻以出訪計劃擱淺而終未成行。此事稍後，吳文藻先生受聯合國委派，出任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組組長並兼任出席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團顧問，他又通過關係向冰心夫婦申求作隨員，也沒有成功。一良先生後來說：“我則等到一九七三年才有機會東渡扶桑，距離我開始學日語已經幾乎半個世紀了。”（〈追憶胡適之先生〉，《郊叟曝言》，3頁）
（三）
一良先生進一步學習日文的契機是在哈佛。這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因為他之前“只有過赴日本的念頭，從來沒有想到會赴美留學”。他後來在日本史研究、日本文化史研究以及日語文法研究所取得傲人的成績，都與這一時段的深入學習密不可分。
一九三九年，一良先生獲得哈佛燕京獎學金赴美留學，任務是受洪煨蓮先生指派，學習比較文學——此是洪先生對燕京未來規劃的一部分；條件是學成歸國，回燕京大學服務。但一良先生到美後，與導師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一八八九—一九七五）教授見面，談及自己的學習計劃，表示自己的文學基礎太差，燕京所指定的研究比較文學不太對路，自己的興趣所在是日本語言文學及印度梵文。而恰巧葉理綏先生自己也是語言學家，因此對一良先生酷好語言和有志於梵文研究的想法深表贊同，欣然同意他在哈佛的學業可以日文為主，梵文為輔。
一良先生後來回憶在哈佛的這段學習日文生活時說：“我原對到哈佛學日本語言文學不抱太大希望，接觸了葉理綏教授以後改變了看法。他不僅口語純熟（法、英、德等語亦流利），關於日本語言學、文學、藝術的知識都很豐富。在只有我一個學生的習明那爾（Seminar）班上，指導我讀過一些歷代文學名著如《竹取物語》、《今昔物語》、《心中天網島》等，口講指劃，觸類旁通，發揮盡致，使我感到是一種享受，大為折服。我讀的作品，有些大概是他早年在東京帝大讀過的，他講的內容，一定也有當年他的老師如芳賀矢一、藤村作等人講的，再加以他對日本戲劇、音樂、美術的修養和深入社會各階層獲得的了解，對我而言，都有不少為書本所無，極富啟發性內容。兩三年後，通過精讀原作，聽課和瀏覽相配合，我感到日本語言及文學知識面和水平確實擴大、提高了。以後能在哈佛教日語，固然依靠自己早年基礎，更應當歸功於葉理綏教授的教導與薰陶。”（《畢竟是書生》，31—32頁） 差不多半個世紀後，一九八五年春，一良先生已是皤然一叟，七十二歲的老人，應東京大學邀請，訪問日本四周，在淺草一間表演浪曲的小劇場“木馬亭”看到台上一位身穿和服六十開外的老人，手裡只扇一把，時而唸白，時而用力低聲哼唱，頓使他想起“四十多年前在哈佛大學時，英利世夫先生上江戶文學習明那爾課，講到得意時哼唱起來的情景”。此行他在神田一家舊書店裡，意外見到一本之前不知的倉田保雄著《英利世夫傳》，頓引發他的感喟說：“我早年從家庭教師學習，對日本文學也有所涉獵。但系統地講求日本語法，系統地學習日本文學，得窺門徑，還是英利世夫先生所指引的。”（〈扶桑四周〉，《畢竟是書生》117頁、115頁）
一良先生於一九四四年獲得博士學位。畢業後，因為二戰尚未結束，在哈佛又教了兩年日文（之前還曾參加美國陸軍特別訓練班計劃，即ASTP計劃，為美軍培訓日語），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底始輾轉回國（頗費周折）。回國後，先在燕京大學講授初、高級兩門日文及“佛教翻譯文學”。轉年因人事原因移席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日語；同時在燕京、北大開課，講授日本史。一良先生後來回憶這段教學生活時曾說：“當時的北平沒有人教日本史，燕京、清華、北大三校的日本史課，竟由我一人承乏包辦。”
（四）
一九五二年後，一直至文革前，十五年間，一良先生三十九歲至五十四歲這段，他的精力主要用在了組織指派、政治任務，及亞洲史、世界史的學科建設上。他個人的研究，雖如他所說“若斷若續，不絕如縷”，但以日本史的研究成績較為卓著，被目為是新中國日本史研究的“三巨頭”之一。
這一時期，一良先生日本史研究的重心，是以一分為二、合二為一的辯證觀點，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各個方面進行了探討。他的每一篇研究，都抓住一個重要問題，從搜集第一手材料入手，經過細密分析，得出結論，提出自己的觀點。在一九五六年“向科學進軍”年代和所謂“右傾回潮”時期的一九六二年，他前後撰寫過《日本“明治維新”》、《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農民運動》、《關於明治維新的幾個問題》、《鑒真的東渡與中日文化交流》、《榮西與南宋時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的幾個側面》等多篇文章。此外，“還在歷史學會上宣讀論文《日本近代史分期兼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性質》”。一九六六年，為紀念“明治維新”一百週年，他計劃撰寫一篇《明治維新前夕的對外關係》，還沒有完稿，即因“文化大革命”驟至而擱筆，留下遺憾。此一時段，一良先生的日本史研究，雖依然有對具體史事的分析、考述，但已逐步由對具體史事、某一史學思想的關注，轉移到對中日關係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層面上來。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文革後續有新作，後來都收入他的《中日文化關係史論》一書中。此書以高屋建瓴的氣勢與廣闊的文史視野，著力構築文化關係史的理論框架，是一部我國學者研究日本史、中日文化交流史最高水平的力作。
此後即是十年“文革”。一良先生因介入派性鬥爭，受盡折磨。“文革”結束，又因“梁效”問題，被審查兩年。復出時已經是六十六歲的老人了。再之後至一九八六年退休前，授課、做研究、帶研究生之餘，為培養日語青年教師，他曾在北大歷史系開辦過一個“古代日語班”，親自主持，講授候文（候文是日本中世紀至近代的一種特殊文體，以時常在文末使用表示尊敬的助動詞“候”而得名）。曾參加過這個班的湯重南先生後來回憶說：“先生一絲不苟地講明每個語句，每個語法現象，並且每課都要領讀多遍。當遇到極為複雜的語法現象時，先生又總是謙虛地說：‘我這樣解釋沒把握，要再查查，也可去請教別的先生。’我們查字典、請教其他先生及日本學者的結果，總證明先生解釋得很正確。”周景良先生也曾回憶說：“日本人的姓名發音，是沒有規律可循的。一些常見的還好些，尤其是姓的讀法還容易些，至於日本人名字的讀法，有些簡直是不問本人則無法知道的，沒有地方可查。大哥凡遇到日本人名不知讀法的，總要設法打聽、弄清楚。事實上，多數情況是要問日本人。有一回，他在和我閒談時，涉及一個日本人名時還問過我怎樣讀。這時已是他的晚年了，可見他隨時留心學習、積累，已成了習慣。”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一九八九年二月，七十六歲的一良先生赴美參加在華盛頓召開的“中國善本書目錄輸入電腦問題”討論會，會議結束，順道在美就養，居美一年。這一年期間，除應余英時先生邀請，到普林斯頓大學作了一次學術演講外，投入了極大的精力關注戰後美國的日本學研究成績，認為“其特點之一，即好多重要原始資料都有英譯本”，“中國學者似亦應注意這方面”。他在寫給長子周啟乾先生（也是日本史研究專家，原任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已退休）的一份家信中談到自己未來幾年的計劃，說想利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日文藏書頗豐的有利條件，翻譯一些德川時期史料，為國內的日本史和日本學研究“做些最基本的建設”；希望從翻譯新井白石的自傳開始（他和夫人鄧懿女士還合譯了約翰·惠特尼·霍爾的《日本——從史前到現代》，他題記稱此書是他們的“第五個孩子”），陸續完成一套“漢譯德川史料若干種”。信中還特別囑咐，“晤南大吳先生等，亦希轉達我的計畫，並徵求意見！”（周啟乾〈憶念吳廷璆先生〉，《吳廷璆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1～26頁）
南大吳先生即南開大學的吳廷璆先生，與一良先生齊名，並東北師大的鄒有恆先生一起，被認為是新中國日本史研究的“三巨頭”。一良先生在寫於一九九〇年二月十日的這封家書中，規劃餘生的同時，也和兒子語重心長地說：“我在日本史方面貢獻無多，只有明治維新一文稍有分量，還是從以往標準來衡量。所以我曾戲稱，可以起個外號‘周一篇’。以此與日本史專家吳、鄒兩位並列‘三巨頭’，實感慚愧。” 家信中自可說些私密的話，這些話，可看出一良先生虛懷若谷的胸襟及發自內心的謙遜，真可謂“德高而不顯，望重而不驕”，堪為後來者表範。■
（《讀書》2014年第11期〔總第428期〕，124～1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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