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名暹，字叔弢，后以字行。安徽东至人。著名民族企业家，藏书家和版本学家，爱国民主人士。
周叔弢1891年7月18日（阴历六月十三日）生于江苏扬州。他的祖父起家寒素，后来官至两江、两广总督，清史有传。他的父亲周学海为光绪壬辰进士，精于医学，有著述，校刻了《周氏医学丛书》。周叔弢是周学海的第三子。
周叔弢幼年所受的教育主要是旧式私塾教育。但他爱好读书，涉猎颇广。此外，还学习过一个时期英语。加上祖父和父亲的熏陶，所以他的眼界较宽，思想并未被旧式教育所束缚。
1911年周叔弢移居青岛，结识了积极向德国介绍中国古代思想、并翻译了多种中国古典哲学书籍的德国牧师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他向卫礼贤学习德语，并在卫的指引下接触到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著作。他与卫合作译出了一篇康德的著作，定名《康德人心能力论》，于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是最早翻译康德著作为中文的人。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周叔弢离开青岛去天津。此后，他就走上了经营企业的道路。
周叔弢的四叔周学熙是北洋（华北）实业领袖，他创办了一系列企业，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其中启新洋灰、开滦煤矿及华新纺织各厂更是周学熙所办各企业的核心。
1919年，周学熙在青岛办华新纱厂，任周叔弢为专务董事。周叔弢并未学过纺织工业。但当从国外买来的机器到货后，他亲自参加验收、组装，直到运行生产。因此，当全厂各车间机器安装完毕开始生产时，他对生产过程已大致胸有成竹了。
1922 年，周叔弢的肺病复发，回天津养病。1925 年他病愈后出任唐山华新纱厂经理，直至 1936 年为止。在 1928 年至1935年期间，他还同时兼任天津华新纱厂经理。他被推举为唐山华新纱厂经理是由于原主持人不善经营。他就任后，锐意整顿，更新设备，改进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争取市场。这样，唐山华新厂就由单一的纺纱厂发展成为一个纺、织、染工序完整的纺织工厂。他的企业领导才干在唐山华新厂的经营中得到相当充分的发挥。作为周氏子弟来领导，他是有一定威信的。但是他并非事事过问，独断独行。他首先挑选骨干力量作为各方面的负责人。骨干力量确定之后，便对他们充分信任，使他们放手工作，而自己则以决策者的身份出谋划策。
但是“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加剧渗透到华北，他们自然不会放过唐山华新这样一个大厂，屡次要求“入股”。周叔弢重民族气节，富有爱国心，自然不能接受。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唐山冀东一带已在日伪政权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控制之下时。终于在 1936 年以由日方收买51%股权为名，被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这经营甚好，本无困难的工厂。周叔弢绝不与丑类为伍，毅然辞去经理职务。当他离厂时，工人们自动关机到厂门口送行。
天津华新纱厂由于实行包工制度的失败及派系之争的干扰，多年生产、经营不善。1928年董事会提出彻底整顿工厂的计划，委派周叔弢为经理。周叔弢知难而进，以极大的魄力进行整顿，不避亲，不避嫌地调整人事，选贤任能，大力提拔，放手任用人才。对于不称职的，坚决裁撤。他率领员工顶住日纱倾销的压力，奋力拼搏，恢复该厂畅销华北的“五子”牌纱的质量和声誉。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日渐加深，日货大量倾销，天津纺织业总的趋势是走下坡路。早在周叔弢出任经理之前，天津华新就已负债累累。虽经周刻苦经营，在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渐上正轨，但却不能跳出华北纺织业在当时政治经济条件下的总困境。当工厂周转不灵，债权人逼债时，股东会议决议出售工厂，他无力挽回，只得听由日本钟渊公司购去，多年心血就此断送。工厂出售，还清债务，股东分得余款，而周叔弢本人得到的只是终生的遗憾。
此后，1936年至1945年间，他在天津闲住。在日伪统治下，物价飞涨，他不得不变卖产业以至心爱的藏书度日。如他自己所说：“唯求洁身自好而已。”
1945 年周叔弢出任启新洋灰公司协理。当年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总经理。他任后锐意整顿改革，为启新这个老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启新的质量和产量都有一定的提高。
周叔弢除直接负责过华新各厂和启新外，还兼任滦州矿务公司、耀华玻璃公司、江南水泥厂及其他一些厂矿企业的董事等职。
在解放前夕，中共天津职业委员会书记以地下党代表身份和周叔弢会晤。他热情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表示愿意和地下党组织合作。国民党在败局已定时，曾指定天津一些大中型企业南迁，而许多工商业者惶惶不可终日。在这个关键时刻，周叔弢和另外一位爱国企业家李烛尘，率先投入“反南迁”斗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于保存天津工商企业，稳定工商界上层人士的情绪，与广大职工一道迎接天津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1949 年 9 月周叔弢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所经营的启新洋灰公司积极复工复业，发展生产，并认真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的政策，在私营工商业中起到带头作用。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周叔弢积极拥护。他所在启新洋灰公司率先于 1954 年实行公私合营，周叔弢并任公私合营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
周叔弢经营企业，主要是受周氏家族的推举和委托，有时甚至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而他个人投资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当1925 年他出任唐山华新纱厂经理时，正值周学熙引退之时，股东派系之间的矛盾渐多。周叔弢先后任华新唐厂、津厂及启新等企业的董事、经理等职，主要是以决策人的身份为企业出谋划策。每到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往往由他作出抉择。他的经营才干和眼光使他的声望日高。而当进入老年，特别是天津解放以后，则他主要是以自己的威望给工商界以积极的影响。他花甲从政，热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一贯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了特殊的作用。他一生的贡献远远超过企业经营活动的范畴。
1950 年，周叔弢当选为天津市第一任党外副市长。他在任十六年如一日，工作认真，勤勤恳恳，深入基层，对天津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受到党的信任和广大群众的尊敬。
十年动乱中，周叔弢虽遭受严重迫害，但他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坚信不疑，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无比愤恨。粉碎“四人帮”后，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他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直至年过九旬后仍然亲临生产第一线视察，对各项工作提出积极的建议。
解放后，周叔弢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全国人大一至六届代表和一至五届常委，全国政协一至四届、六届委员和二届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他还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天津市图书馆学会名誉会长，天津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周叔弢是海内闻名的古籍善本收藏家。他集毕生之精力和一生经营企业所得的大部分用来收集善本书籍。他收藏善本书籍是继承了清朝乾嘉以来季沧苇黄荛圃等人的传统，着重宋、元、明刻本和精抄、精校本，积数十年的精力，成为近代我国藏书的一大家，在北方和李盛铎（木斋）、傅增湘（沅叔）齐名。与过去藏书大家相比，他的收藏有自己的特点。他不是求全求备，按目求书，而是严格地以高质量为标准。他要求“版刻好、纸张好、题跋好、收藏印章好、装璜好”的所谓“五好”。由于对书的挚爱，他每见一部书分散在不同地方，必要千方百计，或重价收购，或把自己所藏的捐出去，以凑成全书。对于流出国外的善本书，他总是竭力买回。关于他爱书的佳话相当多。他的鉴定能力极高，态度又极严肃。他对名人的校本的偏爱，表现了他高度的修养。他手校的书有数十种。1942年他估计当时的形势认为再收入善本书恐怕不容易，曾在手订的书目上记下几句留给子孙的话中说：“……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庶不负此书耳。”这表达出他把自己的收藏视为“天下公物”，赠给国家才“不负此书”。当全国解放之后，他看到了全国统一安定的日子，乃于1952年把所藏全部善本书，宋、元、明抄、校本七百十五种，共二千六百七十二册全数捐给北京图书馆。此后，他又收集清代活字本书一千多种，也于 1981 年和所收藏的古印玺一千二百六十二件、敦煌卷子二百多卷及一些名人书画一同捐赠给国家。除上述1952年、1981年捐书外，1949年捐给故宫宋本《经典释文》一册（使故宫所藏配齐），1954年捐赠给南开大学中外文书籍三千余册，1955年捐赠给天津市图书馆三千一百余部，二万二千余册。于此可见他除收藏善本书外，其他书籍的收藏也非常丰富。
周叔弢治家严谨，对子女教导有方，要求他们各自学有专长，自食其力。由于他本人志趣高尚，为人正派，心胸开朗，待人诚恳，所以对子女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的十个子女各有专长：有的成为知名学者和工程师，有的还担任了高等院校和设计部门的领导人。
周叔弢早于1982年就留下移风易俗的遗嘱：“我平生无他长，只是不说假话，临终之时，定能心地坦然，无愧于中。我死之后，千万不要发讣告，千万不要开追悼会，千万不要留骨灰盒。投之沧海，以饱鱼虾，毋为子孙累。存款五年定期一万元，国库券一万五千元，全数本息上交国家，在四化大海中添一滴水。”1984年2月14日周叔弢因病逝世。子女遵遗命于 2 月 29 日将骨灰盒投入天津大港外灯塔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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