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好礼”的东至周家---周启晋访谈

和周启晋先生聊天，自觉不自觉地，他总会提到一些旧时的人物，启功、舒芜、黄苗子、聂绀弩……特殊的家世使他离这些“陈旧”人物很近，讲起这些人来，仿佛是谈论老邻居一般随意散漫，透露出日常的亲切感。

  年已65岁的周启晋生活在一个显赫的世家，安徽建德（今东至县）的周氏家族——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周氏家族枝繁叶茂、绵延昌盛、人才辈出，令人瞩目。有评论说，周氏家族其杰出人物之众多，足以办出一所一流大学。纵观中国近代名门望族，学术人才最盛的，绵延到现在的，似乎唯有周氏家族而已。

  周启晋的父亲，是数年前去世的红学家、收藏家、敦煌学家周绍良。他的爷爷是佛学家、中国佛学院创始人周叔迦。当年，周学熙让自己的第三子去武汉办机器厂、学做生意。结果，这个同济大学化学系毕业生在三个月内赔了几十万银元，干得一塌糊涂，在青岛闭门三年，通读大藏经，成为一代佛学大师。

  周启晋自己也见过很多的世家。他说，世家就好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歌舞，眼见他楼塌了。

  周启晋说，世家大多是苍白的，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的沧桑变化。

周启晋的话，似乎带有某种隐喻。不知道他是说自己的家族也难逃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厄运”，还是说自己的家族是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历史铁律中的一个例外。

家族开山之祖

  回看这个显赫家族百年繁盛的脉络，追根溯源，还得从创始人周馥说起。

  初识李鸿章那年，周馥因战乱在安庆避祸。而李鸿章，也随曾国藩组建淮军到了这里。靠摆卦摊儿、代人写信谋生的周馥因缘际会，入伍任文书。后因得李鸿章的赏识，就这样，身无任何功名的周馥凭着一手好字和一笔好文，走上了仕途。

  但在早期，周馥的官运并不亨通。直到中年，他才先后被任命为山东巡抚、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兵部尚书衔，又迁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再迁两广总督。张勋复辟后，他出任协办大学士。

  跟随李鸿章办洋务的三十余年间，周馥深受倚重，成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中日甲午战争中，周馥是李鸿章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创办了天津电报局、天津机器局等洋务事业，并主持建立天津水师学堂和北洋武备学堂，参与了北洋海军的建立。他还将毕生治水之法写成《治水述要》一书，是我国治水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周启晋说，李鸿章弥留之际，据说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周馥。但见到的时候，李鸿章已著殓衣，呼之犹应，却不能言语。

  然而，周馥并没有给后代留下多少可供创业的物质资本。周启晋说，“周馥分家时，几房总共不过十余万银两，周氏的富有是靠各房投资周学熙所办实业来的。”

  除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启蒙之外，恐怕周馥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就是晚清官场流连三十年所积累的庞大的社会关系资源。“就周家来讲，盛宣怀任前的署理清末邮传部尚书、民国时期的京沪铁路总办沈云沛的孙女嫁给了周学熙的长孙周绍良；周馥的女儿嫁给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八儿子；曾任帝师的寿州相国孙家鼐的孙子娶了周学熙的女儿；北洋大臣杨谦益也是周家拐弯的亲戚……”周启晋娓娓道来。

工业之父的晚年“觉悟”

   周馥有六个儿子，除一个儿子夭折外，其余五子均在光绪年间先后步入仕途。可他们的兴趣大都不在官场，他们在家族的基础上以各自的学识才华，另辟新路，大展宏图。

  周学熙是这众多兄弟中的杰出代表。在这个家族从官宦、工商转向文化学术的过程中，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

  周启晋说，现在有学者写文章，评价周学熙是近代民族工业之父、华北工业之父。准确地说，周学熙的确是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中国的近代工业素有“南张北周”的说法。“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就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当年，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新经济、新文化起到了倡导和推动作用。周学熙认为，中国缺少的不是进士，缺的是干实事的人。特别是遭遇科场案后，他打算用分家所得的银两，弃举业而改习实业，另走一条富民之路。于是，年轻有为的周学熙放弃科考投身实业，这个想法得到父亲周馥的大力支持。周学熙顺利进入河北开平矿务局，聪慧精干的他在第二年就升任了总办。后来，他又升任开平矿务局总办。这实际上成为周学熙从事实业的开始。

  这个时候正是晚清改革的最后十年，时年三十出头的周学熙迎来了他官场事业的高峰。庚子之乱之后，周学熙受命于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任北洋银元局总办，铸造铜钱，三个月便迅速稳定了天津的金融市场。

  1908年3月18日，农工商部大臣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请建“京师自来水一事”，认为“京师自来水一事，于卫生消防关系最要”，并推荐周学熙负责京师自来水事宜。1910年2月，周学熙主持的京师自来水工程全部竣工，北京从此用上了自来水。此后半个多世纪，该工程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周学熙颇受袁世凯的赏识，他先后担任前署直隶按察史、长芦盐运使，并在1912年和1915年两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至此，周学熙真正成为袁世凯手下的大管家。值得一提的是，周并不支持袁称帝，并因此被袁软禁一年。

  后来，周氏企业有的被四大家族合并（如中国实业银行），有的被日本人吞并（如天津和唐山的华新纱厂），有的被其他股东控制（如启新洋灰公司）。即使还在运转当中的，也是惨淡经营。

  周学熙去世的时候写过一首“绝命诗”：“祖宗积德远功名，我被功名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继家声。”

  值得一提的是，1901年，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聘请周学熙出任山东大学堂的校长，总管一切校务。虽然周学熙在山东大学堂的任职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却为山大精神的奠基与发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家此后近百年的命运，正是按照周学熙临终的设想发展的——“闭门耕读继家声”。他虽为商人，却始终保留了传统士人的价值观。周学熙的子侄辈、孙子辈出了大量的学人，几乎可以开一所大学。 

学术大家族 

20世纪下半叶至今，东至周家从官宦、工商转向文化学术领域，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学术家族。

  周启晋说，在周家这个庞大的学术家族中，学术大师辈出：如戏曲史专家周志辅、金石学家周季木、翻译家周煦良、红学家周绍良，还有史学大师周一良，数学大师周炜良等。

  周一良年轻时即显示出卓越的学术才能，曾就读于北京三大教会大学之一的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洪业先生。上世纪40年代初，他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并学梵文。那时候，周一良早已名声在外。

  国学大师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抗战结束后想扩充新鲜血液。这时，远在美国的赵元任在给傅斯年写信，隆重介绍在海外的周一良。信中称：“史语所要New 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史语所是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学的最高权威机构。而赵元任也是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他对周一良的推许，自非常人可比。

  而在国际数学界，周炜良的名字亦如雷贯耳。

  周炜良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代数几何的研究，是20世纪代数几何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之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数学名词，仅在日本《岩波数学词典》里就收有7个。回顾20世纪数学的历史，能在世界数学史上留下痕迹的华人数学家并不多，周炜良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除了史学大师周一良和数学大师周炜良以外，周馥的长子周学海，也是很有声望的医学家；在周学海的5个儿子中，长子周今觉是著名数学家和邮票大王；三子周叔弢的知名度也很高，是现代著名佛学家，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佛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任等职。

  周叔弢的10个子女更是继承了家学渊源，在学术领域百花齐放，各自争艳。其中有8人是高等学府的知名教授。除长子周一良外，次子周珏良是著名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三子周艮良是建筑设计专家；四子周杲良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学系教授；五子周以良是东北林业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国家森林植物学学术带头人；六子周治良，曾任北京亚运会工程总建筑师；七子周景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北京地质学会分析测试委员会主任；次女周与良是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微生物学家（周与良的丈夫为著名诗人穆旦）。

  家教的力量 

周家为何多才子，多俊杰？周启晋脱口而出：环境。世家重视功利，淡泊亲情，孤独的书香有时也变成了一种奋斗的压力。

  作为文化学术家族，东至周家非常重视教育。周启晋说，周氏家族曾有自家的助学基金，即家族中富裕人家拿出一部分钱来，扶持家族中孤儿寡母的日常生活和继续学业。周氏家族直到民国还有助学基金。

  东至周家对教育重视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文化十分重视。家族学人里，藏书家众多，且世代相传。

  周叔弢早年跟随周学熙打理家族企业，然后自商而官，最终却以大藏书家闻名天下。而周绍良以藏古书为乐，也不能不说是受此家风的薰染。

  周启晋评价自己的父亲说——周绍良博学多才，在收藏方面，他以清墨与古籍善本闻名。他收藏明清版小说六千多种，其中有很多是国内孤本。他的珍贵藏品，几乎都无偿捐献或低价转让给了国家，现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天津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在周启晋的身上，也能看到父辈谦逊低调、勤俭好学的影子。受家庭影响，他收藏了许多字画、古籍善本、邮票。周启晋回忆说，儿时虽不敢擅入父亲的书房，但父亲爱读书、 喜藏书的习惯却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他。

  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才。家教的源头来自言传身教，也来自家训。周家的创始人周馥曾经常引用《尚书》中的一句“世禄之家，鲜克由礼”来警醒自家后辈小子。他也许早就看过无数显赫的世家是如何在一夜之间突然倾颓的，他也许是在为自己家族的未来指明道路，所以要用礼教来管束家人。

  周馥还要求家中要以颜氏家训为法。周学熙也曾亲拟家乘数十万言，分授各房子弟，意在于树立书香礼义之家庭风范。

  如今，在周启晋自家的别墅里，还挂着朱子治家格言，是他父母结婚的大媒商衍鎏用小楷字工整地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这是家族在几代人流传中的至宝。

  周启晋说，在周氏家族的传统上，“礼教”的味道很浓。从他听到和看到的，自曾祖父周学熙始，到祖父周叔迦、父亲和自己这四代人中，父子间在感情上的交流，如果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可以说极其稀少。周启晋不喜欢这样礼教的管束，他说自己是“家族的叛逆者”。

  说到这些的时候，周启晋若有所思，好像想起了什么。他说，家族的凝聚力更多是由女人完成的，“就像《红楼梦》一样，一个世家能绵延几代，这背后的关键是，每一代有默默无闻的女强人在支撑着整个家庭。如果一个家族里男人占去百分之三十的功劳的话，那么，女人则要占去百分之七十的功劳。”

  周馥的妻子吴老夫人，她主持整个家族事务，“就像《红楼梦》里的贾母”，节衣缩食，积蓄数千金、置田千余亩，名为乐济会，以赈恤孤贫，她积善行德，创办了周家第一个慈善机构。周家的后人都受到吴老夫人的恩泽和影响。

  周启晋的母亲叫沈又南，清末邮传部右侍部沈云霈的孙女。周启晋说，相比父亲的严厉，他更喜欢母亲。父亲是学问的大家，但一辈子没问过儿女的衣食住行，母亲却对几个子女的教育、生活，都十分关心。“母亲默默地走完了平凡的一生，她为我们操碎了心，我保存了母亲所有给我写的信。”提起母亲，周启晋终于控制不住，哭了，然后抹干了眼泪，沉默了一会，继续说下去。

  在周家，因为子弟多受礼教熏陶，知书达礼，所娶配偶也多是才貌与德行兼备的女子。

  周启晋说，母亲有非常深厚的国学基础，又曾在外国学校学习英文。现在，她的几个女儿都是大学的英语教授。周启晋五岁就读《木兰辞》、《长恨歌》，初中时看莫泊桑、屠格涅夫，很多是受母亲的影响。

  去年，母亲去世了。周启晋在自家门外种了两棵母亲最喜爱的太平花。他说，要为母亲写一点东西，扉页上希望写下：“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65岁的周启晋在自家偌大的别墅里，留存了这个家族许多的纪念。有花，有祖父几代留下的书画，有父亲留给他的砚墨，还有对这个辉煌家族几代人的想象和纪念。

  在中国近代家族史上，东至周家无疑是罕见的。无论官宦、实业、还是学术，都皆臻极致，互相辉映，相得益彰。这个家族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它留给后人的启发是深刻的——因为权力、金钱的嬗递往往随风而逝，凭借无据；而德行、文化的传承终究历久弥新，具有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