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舟（九）（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马蹄声

我不愿再回女师。张校长答应的女中还杳无音信。我对母亲说：“我们也许能在北京找到好一点儿的女中。”但一提到北京，她连听也不愿听。我天天死磨活说，直到有一天她说了：“我已和你父亲谈过。你父亲认为，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到香港念书；但要一个人去。你姐姐仍在天津上学。他听说香港有一个很好的女中。你的一个已婚的堂姐住在那里，这样你就不会孤单了。”

我并没有被这个主意打动。我说：“香港所谓好的女中最多像上海那个教会学校一样，如不信教，就要受到歧视。”

母亲被我磨得厌烦了，便用嘲讽的口吻说：“那你就信教吧！”

我被激怒了，觉得母亲对我漠不关心。往常她从不许儿女信教。我答道：“我决不信教！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信洋教？这是一种宣传，是一种压迫、改造和征服中国人的政策。我决不上教会学校。中国根本不应有这种学校。香港既不是中国，也不是欧洲。它是英国的殖民地，我宁愿去欧洲或美国。”母亲一声不响。

第二天，我和母亲又谈我该上哪个学校的问题。我谈到中国和欧洲，就是不提香港，香港没有商谈的余地。她终于说：“你认为，你的中文和英文程度超过女师的水平。你想多学些。你父亲说，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严范孙是他的好友。你父亲想写信给他，请他和校长说说，能否让你到大学去旁听。你在那里会学些东西。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别再谈换学校的事了。”

我再也没话可说了，这太理想了。父亲的信真起了作用。双亲还不知道我认识张校长。校长允许我到南大旁听。由于我没有中学毕业证书，我要像其他大学生一样参加考试；如果一年后我取得良好成绩，我可以补入学考试，然后录取入学成为正式大学生。旁听生付学费要加倍。有人指责张伯苓校长向金钱低头，富人可以旁听，穷人就不行。张校长反驳说：“如果每个富裕家庭给我们送些旁听生，我们便能为学校筹集更多的钱。我们需要钱，我们要和富人打交道。”

去大学第一天，张校长叫我到他那里。他对我说：“我听说你是个妇女运动者，很积极。你们想使中国妇女摆脱数千年的压迫，这很好，我也认为必须解放妇女。你看，我们的大学是华北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大学。我不是老派人。我认为，人要适应时代的要求。你到这里来旁听，这对你特别合适；你要加倍努力，以便留在这里。你学习的权利来之不易，你要珍惜。我很赏识你。你现在只应埋头读书，不要考虑妇女解放，更不要参加工人运动，这对你非常重要。首先要学习，然后再行动。大学有它的纪律，我得对你说清楚，希你在此安心学习。你能答应吗？”

我别无他法，只好唯唯称诺。 

秋季开始上课。我家马车每周三次送杏姐和我去南大，每课一小时，然后马车再把我们送回家。我们只听四门课：世界史、政治学、英语和中文。除中文外，其余都很难，尤其是都用英语讲课。大多数教授在美国留学，他们都说美国英语，其次他们带有家乡口音——湖南人说的英语与江苏人就不同。世界史和政治学对我是个陌生领域，我得加倍努力。校长维护了我上大学的权利，我要集中精力读书，以便留在大学里，争取转为正式大学生。我没有工夫去达仁小学，也难得去看峙山。她生活艰苦。她的斗争道路困难重重。她身体很不好，微薄收入难以维持贫穷的丈夫和孩子的生活。再者她从事的是革命活动，因此不得不迁往南方隐蔽起来。她劝我安心在大学读书。

三百名左右学生中只有十二名女生，我很不习惯。男生对我干扰很大，我不敢看他们一眼。上课时，我尽量避免和他们坐在一起，否则我总坐不安席。女生一般坐在第一排。如果某人迟到因而坐在男生中间，大家都感到惊奇，如果女生与男生谈话，我便认为她非常勇敢。其他女生来自教会女中，听课毫不困难。杏姐和我却大伤脑筋。但我们毫不气馁。寒假考试我三门通过了，可惜杏姐只一门及格。这增强我读下去的信心，给了我进一步向母亲提要求的勇气。

“大学离得太远，让我们住校吧！ 这样我们可以多念书。再说校园里安静之极，对读书有利。我也想多选修几课，争取通过夏季入学考试。”我的好母亲同意了。新年以后，我家马车每周末接我们回家。

南开大学校园宽阔，校舍一式西洋建筑。除少数走读，学生大都住校。女生宿舍三人合住一间。我们这间还有勤奋好学的范小姐，她是我们读书的好榜样。她容貌欠佳，英语优良，作凤严谨、举止稳重，一心学问、无忧无虑。她是广东人，父亲健在。她的一只眼睛失明，但没妨碍她戴眼镜。如果她在上课时被问住了，满脸通红不说，她通宵也难以入睡。但她差不多都能对答如流。如果我们谈论学问，她都参加，却从不聊天，话锋一转到爱情方面，她转头就走。与范小姐合住一室我高兴非常。我选修七门课程，和她差不多。

我去系主任凌冰博士那里询问，暑假我是否可以参加入学考试。凌博士神情严肃，态度生硬，是个感情冷漠的人。

“您选修几门课？”

“七门。”

“暑假考试你七门都及格，你才能参加入学考试。注意我说的是七门、七门。有一门不及格也不行！”说着，他打开了门。我只得离去，脑子里从此刻上了“你必须七门都及格！”这几个字。

范小姐是正式生，我是旁听生，姐姐是特别旁听生；特别旁听生要多付一倍学费。我循规蹈矩，勤奋读研，从不旷课。每晚去图书馆看书。我按规定时间作息，生活规律，像钟一样准确。女学监说：“我们女宿舍不需钟表，周小姐就是钟。”晚上九点三刻入息钟响，十点熄灯。范小姐和我们安静地躺在床上，一些女生悄悄地正在通宵亮着的一盏蓝色电灯的走廊里活动。有的没写完，有的要洗脸，有的还在别人屋里聊天，有的要继续看书……所以走廊无片刻宁静。有时有些人在走廊上开夜车，尤其考试临近，开夜车的人数遽增。我从不开夜车，只是参加讨论。我们从世界观、人生哲学谈起，谈到未来、家庭、友谊、婚姻、爱情、也议论男人。没有一个人像我如此激进地反对传统。大多数人不想结婚，有的人不愿与男人交往。我常常反对她们。她们取笑说：“因为我们不想结婚，小周大概想多结几次婚，多交几个男朋友。”

“我根本没有这样想。你们的想法违反天性。”

“天性并非完全美好。”

“天性总是美好的，只是传统破坏了它。难道你们不需要男人？不是你们不爱男人，而是习俗、传统不许你们爱男人。你们太懦弱，不敢反对万恶的传统、习俗，所以不敢爱男人。”

一位姑娘不服：“我认为在尼姑庵里生活最好。我才不要男人呢！”

“那你为什么还上大学？就是为了将来当尼姑？你说你不爱男人，这正说明你很爱男人。你不敢爱男人，才说不爱男人。这很不好，这是虚伪！”

姑娘们一阵轰笑，高喊：“小舟爱男人、小舟爱男人！……”

小舟是我的外号。同学们叫我姐姐“大周”。“周”与“舟”谐音，大家也叫杏姐“大舟”。“大舟总是停泊，小舟总在疾驶。”她们打趣说。

大舟不久就不得不中断航行了，它的机器出了故障，被送进船坞修理。她总感到头痛，父亲终于送她去北京西山休养，我伯父在西山有一处别墅。我独自留在大学里，幸好结识了两个好友。王小姐原籍四川，在大学已念两年，于小姐是黑龙江人，是新生。她俩长得都很美，对我非常热情。有一次她们中间发生矛盾，我对此很不理解。一天，于小姐两眼充满哀伤对我说：“小舟，你知道，我很尊敬并喜欢你。王小姐对你很好，她年长一些，能给你很多帮助。我不喜欢这里，我决定去北京念书。你以后来北京，肯定会有一个好友。”说到这里，她的双眼已经湿润。

于小姐就这样离开了南大。我的好友只有王小姐了。她照顾我，甚至关心我的饮食。我们一起散步，她向我讲起她的家乡四川的美丽风光。王小姐不像我那样用功，她也无需特别用功。王小姐知道我要在夏季参加入学考试，七门功课必须全部及格，否则要再等上一年。尽管如此，她仍埋怨我感情冷淡，没有诗意。晚上，她等着我从图书馆回来，和我聊上半个钟头。最用功的学生每晚都在图书馆门前排队，等着开门。总是这些人，所以都彼此面熟了。

期末考试结束。系主任见到我，脸上也露出一丝笑意，我七门课程全都及格。凌博士允许我暑假后同考生一起参加入学考试。如果我也能全部通过，我就能像范小姐一样成为二年级学生。暑假里我还要追补化学、物理、数学。双亲为我取得的优良成绩绽开了笑容，并答应我进一步的要求：准许我暑假里再住校一个月以便更好地读书。此外，他们还允许我去北京看杏姐。

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我来到伯父在西山的别墅。我按了门铃，我熟悉的女仆开门喊道：“二小姐，你来真是太好了！”

“我姐姐怎么样？”

“好，很好！”她上下打量着我：“你长得和你姐姐完全两样。”她一面说，一面领我穿过美丽的花园到杏姐屋里去。杏姐已站在屋前台阶上，热情地向我问好：“我祝贺你，你要成为大学生了。”

“谢谢姐姐。你好吗？”

“自到了这里之后，已好多了。”她容光焕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在山上根本没有人来看她，更不用说雨天了！ 我们又呆在一间屋里，我要在这里住几夜。女仆送来精美的晚饭，我开怀大嚼。杏姐像个体贴入微的小母亲照料我。

外面，雨仍下个不停。花园里的众多树木使屋里光线十分阴暗。饭后我们只能在屋里闲谈。我谈了许多，谈到学校、考试、同学……。我问她这里有什么新闻。

“山上会有什么新闻？我把金表丢了，这就是新闻。”

“真可惜。不是父亲给我们的那个吗？此外没有新闻了吗？”

杏姐犹豫了一下，吞吞吐吐说道：“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你可别生气。我想知道真相。你告诉我，你爱梁先生吗？”

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思绪又不得不回到梁君身上。

我在艰苦奋斗时刻与梁相识。回家以后，我们从未中断书信往来。我一直盼望与他重逢。我在南大听课时，有一天，有人通知我，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原来是梁先生，这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从没有人找过我。我立刻陷入矛盾的心理状态中，不知如何是好。我说不清自己当时是高兴呢，还是相反。我有许多话要向他说，有许多问题要向他提出来。可是见到他以后，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问啥，我答啥；他不问，我也不响。我心情烦躁，毫不热情。我自己也感到我的态度很冷淡。不久他就走了。我非常难过，我恨我自己……当我若有所思地走回宿舍时，碰上了学监伉先生。他问我：“刚才那个青年是谁？”

“以前南开中学的学生，姓梁。”我如实答道。

他没再说什么。伉先生以前是南开中学学监，所有学生他都认识。他不会不认识梁。

难道我不想和梁在校外的农村小道上漫步，游览寺庙，荡桨湖上，甚至消失在芦苇之中吗？这不可能。南大是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大学，所以把学生管得很严，与女师不相上下。女宿舍只有一间女会客室，不能会男客。学校用尽一切办法防止任何浪漫行为。

杏姐到北京之后，我把她介绍给梁先生。他们时常会面，也不断书信往来。当杏姐回家几天过新年时，她告诉我梁先生爱上了一个已婚妇女，但他不让杏姐将这事告诉我。我在杏姐面前装作不以为意，心中却如刀扎。我一直做着美梦，梦想着梁有一天会像我爱他一样地爱我。如今我唯一的安慰是他不愿意让我知道此事。为什么？或许我在他心里……我还编织着美梦。

现在我又来到北京。我满怀希望地去看梁先生。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兴奋和激动。梁陪我去中南海，我们在寂静的湖边漫步。忽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喇叭声。它唤起我对童年的回忆。悲伤取代了欢欣，我害怕听到这种声音！我自言自语：“这喇叭声使我悲伤。”

“号声确实悲凉。”对诗歌和美学颇有造诣的梁先生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梁说：“你去你姐姐那儿啦？”

我没说话。

“你知道她爱上了一个人？”

我吃了一惊。“谁？”

梁先生微笑道：“我。”

我简直不敢相信。“不，这不可能。你是多想了。姐姐有病，以致很敏感，或许她对你比较热情。我不相信她会爱上你。”

梁向我保证，这是真的。他收到姐姐给他的许多情书。我一声不响，继续做着梦。

我必须回答杏姐的问题。她想知道真相。是否有真相？真相在变。应说真话吗？真话又有什么用？

今晚，当我探望抑郁寡欢的姐姐时，我能让她更加伤心吗？我答道：“不，我不爱他。”

杏姐的脸上焕发出喜悦的光芒，我似乎给她带来了特殊的礼品。她说：“这下我能爱他了。”

“他也爱你吗？”我当即问道。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还不知道。两年前峙山把你介绍给梁时，她希望你或许会和梁结下友情，但你对他一直很冷淡。那次他到南大去看你，你对他那么冷淡，使他完全丧失了信心。他把这些都告诉我了。峙山也认为你不爱他，可我很爱他。”

我的心越来越冷。我问：“姐姐，可梁爱的是个有夫之妇啊！”

杏姐笑道：“这有什么关系，大家都说，这个女人只是和他玩玩。除梁之外，她还有一个朋友。这不会长期继续下去，总有一天她会离开他的。”

“噢，是这样，那就看看吧！”我不能再说下去了，我得去睡觉，我的梦已做完，这个梦应该由姐姐继续做下去。我以后会走向世界，还会遇到某个梁，我这样自慰着；但我担心杏姐会一无所获。

我在杏姐那里愉快地过了几天。我们经常外出游玩，有时步行，有时骑小驴。分别时，她对我说：“病好以后我要重回大学，那时我们又可以呆在一起了。”

杏姐那苍白瘦削、戴着眼镜的脸及其慈母般的无言之爱使我难以忘怀。

我的思想一直集中手入学考试方面。我一定要通过入学考试。

在漫长的暑假里，大学的情形与上课时完全不同。一些人由于个人原因留在学校。有个学生，他的父母很早就给他成了亲，可他并不爱自己的妻子，因此暑假留在校里；另一个学生来自遥远的省份，他很穷，哪里也不能去；第三个是孤儿，除了学校根本无家可归；第四个正热恋着一个暑假留校的女生。宿舍里只有我们五个人。双亲允许我在学校住一个月。马车每星期六接我回家，星期日再送我回学校。

平时我们三人住一间，如今每个姑娘都可独住一间。我每周都变换方式布置我的房间，一张桌，一个小床和一把椅子是练习自己的艺术鉴赏力的仅有工具。别的姑娘不是去看电影，就是去下饭馆，或是走亲访友。我却呆在学校里。上午，矿业系的学生王先生在阅览室教我数学、物理和化学。他这样做完全出于自愿，我为他在我身上牺牲许多宝贵的光阴而欣慰，所以不得不加倍用功以示感戴之情，但我不能爱他。我的心只为梁先生而跳动。阅览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外面是些工匠利用暑假在美化校园。张校长常说：“我们从来没停止扩充。”

下午酷热难耐，宿舍里一片寂静。我把小屋尽量遮得暗些，我也要睡一会儿。约四、五点钟，又可听到姑娘们的欢声笑语。晚饭后，我们一起在大中路散步。有一次遇到王先生，我向他微微一笑，所有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大家都心照不宣。

我们常常遇到乘自己包车的校长，他的严肃的脸总对我们微笑。有时我们穿过大桥，走向通往农村的小路。我们常买些菜蔬，在电炉上做菜，换换口味。我们信步返回宿舍，屋里残留着午后的燠热。我们坐在台阶上乘凉赏月。那时，宿舍前面有两个池塘，塘里有几枝荷花。有一次，一个女生不小心曾跌进池塘。我们在这静谧的夜晚促膝谈心，感到心旷神怡。后来两个池塘被填平，改建成两个网球场。女宿舍的校役常为我们从男宿舍带来信件，这是热恋的学生逃避严密监视的有效途径。这个信使也给我带来过没有邮票的信件。

我们一直坐到深夜，直到只能听见从我们宿舍左边流过的潺潺河水声，我们才去睡觉。

漫长的夏日便这样过去。每日阳光普照，夜晚星光闪烁，时有明月当头。一个月转瞬间过去，入学考试即将来临。

考试在南开中学举行，连考两天。我没有遇到困难，总是很快就回家了。有一次，父亲对我说：“考试要仔细思考，不要着急，你总是忙着回家。”我向他解释，我觉得考试不难，无需多加思索。果然我考取了，成了一名女大学生。凌主任的严厉的面孔和怀疑的目光不再使我害怕。

冬季学期开始，杏姐经过长期休养又回到大学。她不想考试，仍当特别旁听生。我们又与范小姐合住一室。杏姐选了几门课，纯粹是为了消遣。当我在图书馆里埋头苦读时，她却在吹笛子。

星期六，双亲的马车准时出现在门口时，女同学们总是大喊：“囚车到了”“囚车来啦”。十二点上完最后一门课，我收拾好东西，和杏姐登上“囚车”。我多想呆在图书馆里，利用这安静的星期日安心念点书。但是不行，我必须回到父母那里去。

我们在家里还是孩子。父母从不把我们当作成人看待。母亲为我们预备了美味的菜肴，但她从不提及。午饭时饭厅里一片寂静，母亲不问我们任何事。饭后我们一如既往到双亲屋里去。我们不敢说话，也没有被问及。父母只想看见我们，看到我们站在这里，身体健康，这就行了。然后做文章一篇，诗一首，这是父亲让我们在每星期六下午做的中文练习。五点钟，一个女仆像往常一样给我们送来点心。我没有一点胃口，不知为什么。

有一次，我打开铁罐，发现糕点已经发霉，这使我既感动又难过。我们上大学后，母亲买了点心，照常要分给我们每人一份，女仆将我们的点心放在铁罐里。我们小时候会满怀喜悦并津津有味地吃，一点也不剩，如今我们长大了，既无胃口，也没有时间吃它们。我们的兴趣母亲不能理解，也无法供给我们。发霉的点心一定使母亲伤心，她的爱不再被理解，她的希望也不能实现了。

星期日我们在家吃一顿午饭，下午温习中文。五点钟返校的时间到了，我们去双亲屋里，向他们告别。父亲为我们准备咸蛋、燻鱼之类的东西；他从我们口中知道学校伙食不太好。当一切准备就绪，父亲躺在躺椅上边抽烟边说：“现在去吧！星期六再回来。”母亲摸着卧在她脚上休息的猫，一声不响。

冬天，回校时天已变黑。从家理去大学的路相当长，马车约走一小时，后一半路要沿着河走。夏天河里长着荷花，有小船往来行驶；冬天河面冰封。周围几乎看不到一点灯光，除马蹄声外，也听不到其它声响。车子在颠沛前进。我们一声不响。我心中涌起千愁万绪，浮想联翩。也是这辆车曾拉着我们全家去陶园，如今拉着两个女儿去大学，去这个男女平等的小天地。双亲不能理解：女人为什么要走男人的路？大自然创造男女，是让他们从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上共同活动，达到伟大的和谐。看来我是发疯了，没有我，姐姐一定会呆在家里。我究竟想怎么样？我要看看世界，我要和人类共患难，同呼吸。今天马车还能载着我；但在我探求的道路上不会再有马车行驶了。

一天下午，校役通知我有客人来访。我跑出去一看，原来是双亲。可怜的双亲！是监视？不，没有这个必要；我已是一个勤奋好学、安分守己的大学生。我立刻叫来杏姐。我们在哪里接待双亲，特别是父亲？母亲消除了我们的疑虑。她说：“这里有四个包裹，一个是转给昌弟的。我们去河边蹓蹓，然后回家。”

“您们不在这里坐一会儿吗？”我慌乱地问。

“不坐啦，你们忙功课去吧！”

“我们陪您们蹓蹓？”

“不，不必了。我们随便走走，也不想走远。”

我们同双亲走到桥头。他们拐向河边，我们返回宿舍。我打开包裹，里面装有煮鸡蛋、燻鱼和许多点心。母亲啊，母亲，您们的来临使我惶悚；带来的东西我也不忍下咽。您们只是一味地给与、给与再给与；我呢，却只知索取。我不能选取您们为我安排的道路，我只能走自己的路。我离开您们，并将越走越远。我知道今后将没有马车可乘，马车也不能送您们到我这里来。我要认识世界，探索人生。我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还要帮助其他女子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大学只是我的道路的起点。

打开的包裹放在桌上，我望着它，一点也吃不下。我想象着沿河散步的双亲：他们并肩而行，一只小船轻轻划过，沿岸的草地会触发母亲的诗兴。没有一个孩子跟着他们……。

天开始变黑，他们早已回家了吧，都疲惫不堪了吧。晚饭桌上，只剩下嫂子陪着她。嫂子不会问起散步的。我呆在学校的餐厅里，同学们都来了，有些在欢笑，有些在发愁，但大家的胃口都很好。没有人发现我来过客人，没有人对我的沉默感到奇怪。我打了个寒颤。总有一天不再有人送来燻鱼，母亲见到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只能不顾一切地走我自己的路。

马车颠簸着，马蹄声忽大忽小，木然坐在一旁的杏姐至今跟着我。总有一天——这一天已为时不远——我会失去她，那时只有我独自走在这条看不到尽头的路上。马蹄声停了。我们在宿舍门前下车，可怜的马负担轻了，它不知道使它减轻负担的姑娘怎样千愁万绪地坐在寝室里，试图恢复自己的气力，再到图书馆去，再埋头于书本中，忘掉自己的家，忘掉自己的亲人。

马蹄声使我联想起童年的欢乐，父母的痴心，马蹄声使我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