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

        周馥有六个儿子：周学海、周学铭、周学涵、周学熙、周学渊、周学珲，除三子周学涵夭折外，其余五子均在光绪年间先后步入仕途。可是他们的兴趣大都不在官场，凭借父亲周馥在北洋奠定的经济和人际关系的基础，以各自的学识才华，另辟新路，大展宏图，其中1865年出生的周学熙是他们兄弟的杰出代表。

        周学熙，字缉之，别号止庵。十六岁中秀才﹐1893年中举人。他曾是山东大学的首任校长，袁世凯最为信任的财经大管家，他曾两次出任民国财政总长，但最终选择了退出政界，全身心地投向实业。他呕心沥血，创建华新棉纺厂与耀华玻璃厂，以天津、唐山为中心，在中国北方苦心经营起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资本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成为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与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并称“南张北周”。

        光绪十九年，周学熙终于在第六次应试后，得中顺天乡试第十八名举人。乡试高中的周学熙原以为否极泰来，得偿所愿，没想到命运似乎有意与他为难，刚刚金榜题名，即遭人忌妒，两次会试皆遭遗弃，这让周学熙大失所望，以至于对科举一道完全失去了兴趣。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起草了18000字的请愿书，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康、梁的这些话就像拨开了迷雾，让他心头一亮，看到一条崭新道路。这位29岁的官宦子弟下定了弃举业就实业的决心。

        周馥是个老洋务派，对儿子的选择自然表示支持。时过不久，还特意为他捐了个候补郎中的职官，并推荐他到儿女亲家张翼主管的开平矿务局谋了个监察、督办的差事。周学熙一投身实业，就如鱼得水，崭露头角，深为上司赏识，后升任为开平矿务局主办，从此凭着这个台阶，一步一步走进仕途和实业圈子之中。

        由于陪侍父亲入都，经常出入官场，周学熙得以见到李鸿章。不久，李鸿章亲自批示，将周学熙派往亲信袁世凯担任巡抚的山东省试用。袁世凯当时正在推行教育改革，废除科考，提倡“实学”，就委派周学熙筹办山东大学堂。在此期间，周学熙敢于创新，成绩卓著，在省内外影响很大，为袁世凯争得了脸面，袁高兴地称赞他是“当代奇才”。后来，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就委任周学熙为天津候补道，“北洋银元局”主办，为袁氏扩充军事实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从此周学熙一跃成为袁世凯身边要人。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周学熙的五弟周学渊于1906年出任山东大学第六任校长，虽只任一年之久，但同胞兄弟先后担任一所大学的校长，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不多见的。

        1903年3月，袁世凯派周学熙东渡日本考察“工商币制”，日本之行，令周学熙眼界大开。回国后，他把40多天考察参观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东游日记》，明确提出了“振工兴商，富民强国”的主张，面呈袁世凯，倡议成立直隶工艺总局，并毛遂自荐，担任总办。从此他通过融资、兴学、劝奖和积极创办工商企业，致使京津一带工商各业，面目为之一振。

        这期间，周学熙有三件事令世人刮目相看，第一件是坚持“以滦促开”，维护了开平煤矿的主权；第二件是，重振唐山细棉土厂，集股创办启新洋灰（水泥）公司，成功地进行了合股办企业的尝试；第三件是，吸收外商资金、技术，与比利时国合办跃华玻璃厂，开中外合资办企业的先河，为后来的民族工业发展，树立了坐标，指明了方向。

        1912年，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周学熙两次出任内阁财政总长，兼税务处督办。周学熙受命于危难之际，大力整顿税制，兴办银行，统一全国流通货币，鼓励国人兴办实业。但由于身处时代的局限性，注定了周学熙以失败而结束他的政治家生涯：他无力承担救国救民的重任，也不可能改变袁世凯所推行的独裁卖国统治。相反，由于形势所迫，他参与了“善后大借款”等饮鸩止渴、出卖国家利权的事情，留下了终生的污点。

        1915年，袁世凯企图称帝，他坚决不与附和，拒拨帝制活动经费，被软禁于北海。直到袁世凯倒台才重获自由。终其一生，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营建起一个庞大的“周氏企业集团”，他亲自创办的企业就有北京自来水有限公司、中国实业银行、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大苑实业银行、天津华新纱厂、兴华棉业公司、跃华玻璃公司、唐山启新机器厂、滦州矿地公司、江南水泥公司等，逐渐形成了中国南北两个经济重镇——上海和天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工业产业格局的形成。周学熙也被誉为“中国水泥之父”、北方近代工业的奠基人，并与南方实业家张謇齐名一起被时人称作“南张北周”。其企业集团资本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在当时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1927年周学熙以年高引退，晚年以读经、赋诗和念佛自遣。1947年9月26日卒于北平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