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常新话题，横向的周氏三兄弟，纵向的陈氏祖孙(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梁氏祖孙(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俞氏父子(俞樾-俞平伯)、叶氏家族(叶圣陶-叶至善、叶等-叶兆言-叶子)等，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今年出版的《合肥四姐妹》、《江南席家》等，都分别记录了不同文化、商业世家的历史。

      在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也有一个周氏家族，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枝繁叶茂、绵延昌盛、人才辈出，令人瞩目。

      第一代
      “富而好学”是陈寅恪给周一良的评价。这个评价，用来评价周一良所来自的东至周家家族也是恰当的。周氏家族的第一代人，是周馥(1837-1921)。他曾因家境贫寒流亡他乡，家人怕他不得归，改其名为“复”，后来李鸿章手书褒奖单时，误将他的名字写作“馥”，后来便将错就错，沿用此名。
      同治元年(1862)春，李鸿章组建淮军。因避战乱流落省城安庆的周馥前往应募，因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招往办文案”。从此，他跟随李鸿章办洋务达三十余年，深受倚重，成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中日甲午战争中，周馥是李鸿章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创办了天津电报局、天津机器局等洋务事业，并主持建立天津水师学堂和北洋武备学堂，参与了北洋海军的建立。还将毕生治水之法写成《治水述要》一书，是我国治水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但在早期，他的官运并不亨通。1899年，慈禧召见周馥，原有“授河督”之议，但因“有阻之者”而搁置，李鸿章对此极为气愤，曾与友人言：“吾推毂天下贤才，独周君相从久，功最高，未尝一自言，仕久不迁。今吾年老，负此君矣。”中年之后，周馥才先后被任命为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兵部尚书衔，又迁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再迁两广总督。张勋复辟任协办大学士。
      周馥共有六子三女，其中三女瑞珠适袁世凯八子袁克轸(凤镳)为妻。除第三子夭折外，其余五子均各展才学，另辟新路。如周学海一生钻研医学，校刊有《周氏医学丛书》；周学渊曾与辜鸿铭等组建诗词社；周学q辛亥革命后，当选为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一生追随其兄学熙致力实业，奠定了周氏企业集团的纺织业基础。而周学熙(1866—1947)则是他们兄弟的杰出代表。
      “北方实业巨子”周学熙一生最大的功绩在于创办实业，他和江南的状元实业家张骞并称为“南张北周”，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不同的是，1925年张骞去世时，他的企业已濒临破产，一代而衰。而周家的后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商、学各界。
      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营建起一个庞大的“周氏企业集团”，资本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在当时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亲自创办的企业就有北京自来水有限公司、中国实业银行、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大苑实业银行、天津华新纱厂、兴华棉业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唐山启新机器厂、滦州矿地公司、江南水泥公司等。周学熙的企业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工业产业格局的形成，此前，华北的工业基础相当薄弱，中国的水泥和玻璃制造几乎为零。而周氏企业集团吸引了1920年代北洋军阀争相投资天津，逐渐形成了中国南北两个经济重镇：上海和天津。对于华北的纺织工业，周学熙也有奠基之功。
      1912年，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学熙两次出任内阁财政总长，兼税务处督办。当时中国的财政空虚和混乱几趋极致，市场上私铸钱币风行，全国有数十种货币。孙中山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时，国库里只有银元10枚，而黄兴负责的南京留守部门裁军一项，就需要250万。周学熙受命于危难之际，大力整顿税制，兴办银行，统一全国流通货币。采用借款、免税、提供保息等方法扶植民族资本，鼓励国人兴办实业，多次举办国货展览会，积极推荐国货赴南洋参展。
      周学熙也在任上留下了终生的污点：经办“善后大借款”。在国库完全无钱维持政府运转的情况下，为帮助袁世凯取得财政支持以铲除异己军事力量，周学熙与赵秉钧、陆徵祥等人未经国会通过，于1913年4月26日，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秘密签订借款合同，举借巨额债款。从此，中国盐政为外国银行团所掌握，中国财政进一步被列强控制。
      此后，周学熙从财政总长的位置上辞职。1915年，袁世凯企图称帝，他坚决不与附合，拒拨帝制活动经费，被软禁于北海。直到袁世凯倒台才重获自由。
      在近代教育史上，周学熙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1901年10月，官立山东大学堂在济南创办，周学熙出任首任校长(当时称管理总办)。他按照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大力整肃校风，订立办学章程，当时的山东大学堂还不能男女同校，教学内容亦以“四书五经”为主，周学熙编印《中学正宗》以正“中学根本”。要求学生打躬作揖，如遇祭孔等大典则行跪拜礼。即使如此，山东大学堂与私塾相比，已经有质的飞跃，具备了近代正规学校的体制和规模。学校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教务长)，清末进士任经学教习，回国留学生任科学教习，管理人员80人，各类教师110多人，其中美、英、德、日籍教师8人。学制上分为本科和预科，有严格的考试制度。在课程设置上，除经学外，还开设了20多门课程，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语。
      当时光绪只是发布了各地书院改办新式学堂的上谕，但具体如何改，并无先例。山东大学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具体可操作的模式。光绪二十七年，学部大臣张百熙将周学熙制定的《山东大学堂办学章程》转发各省，要求参照办理。在清末“新政”期间的倡办学堂风潮中，山东大学堂起到了模范和指导作用，影响极大。
      但晚年的周学熙趋于保守，他的孙子周景良回忆说，祖父整天穿着蓝布袍子，信仰程朱理学，反对子孙上新式学堂，而是在家设师古堂，请老师来家里讲国学。孩子们上学都是瞒着他的。
      值得一提的是，周学熙的五弟周学渊于1906年出任山东大学第六任校长。同胞兄弟先后担任一所大学的校长，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不多见的。
      周学熙以82岁高龄病逝于北京。1991年，周学熙诞辰125周年，秦皇岛和天津召开了“周学熙实业集团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二代

      周家第二代从政界向实业界过渡，周家的第三代主要还是官商结合、发展实业，如周学熙长子周明泰幼读私塾，兼学德语、英语，1918年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从事实业，1994年在美国逝世，登寿98岁。次子明焯亦致力于周氏企业集团中的棉纺织业，长期主持青岛华新纱厂，在堂兄周达的长子、电气工程师周震良的协助下，将该厂建成以电气动力为标志的现代机器大工业，在上海先后创办“三信”(信和、信孚、信义)“三新”(新安电机、新成电表、新业制酸)工厂，抗战期间，曾因拒绝与日方合作，被日本特务刺杀中枪，幸未致命，后又跌伤致残。建国后，他将自己应得的95万元巨款全部上交国库，又先后购公债、国库券6.8万元，曾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更杰出的代表，则是周学海的三子周叔弢，他跟随四叔周学熙学办实业，成为周氏家族中又一个著名的民族实业家。1918年主持筹建青岛华新纱厂，日本侵华时，他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但那时候，周氏家族企业已经衰落，有的被四大家族合并(如中国实业银行)，有的被日本吞并(如天津和唐山的华新纱厂)，有的被其他股东控制(如启新洋灰公司)。余下的也都是惨淡经营。周叔弢的儿子周景良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天津、唐山两边跑，干得很伤脑筋。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他的10个孩子都没有留在商界，而是在教育界和学界功成名就。

      周叔弢还是著名的藏书家、文物家，喜欢训诂学、古文和诗词，国学基础深厚，曾于1933年见日本文求堂藏有我国宋、元、明本古籍图书百余种，如北宋版杜牧之祖杜祜所编《通典》实为海内孤本。他以一千元赎得宋刻绍兴本《东观余论》璧还故土，同时为索价一万五千元的《通典》奔走呼吁，希望国家或富财力者赎之归国，终未能如愿，《通典》至今为异国之“国宝”。抗战中，曾有人想将石涛的名画《巢湖图》送给日本人，周叔弢不惜以一万元的重金购得《巢湖图》。他还曾购得清代藏书家黄丕烈荛圃翁“陶陶室”所藏珍品《陶渊明集十卷》，渴望得到第二部《陶靖节先生诗注》。书商漫天要价，索价四千元，折合时价可买白面四千多袋。僵持了一年，他还是甘心被敲竹杠，使得“两陶”集保存全璧。解放后，周叔弢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将毕生收藏捐献给国家，1952年将宋元明代刻本、抄本715种、2672册上乘精品捐给北京图书馆。1954年，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中外文图书3500余册，1955年，捐赠天津图书馆清代善本3100余种、22600多册。在整理并准备捐献第四批古籍及金石文物时遭遇文革，被抄家没收，所幸因周恩来的保护得以幸存，1973年发还原主。已是八十高龄的周叔弢重新检视，将善本1800余种、9196册，文物1262件，于1982年全部捐献，分别藏于天津图书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其中包括隋唐时期钓佛经写本，从战国到元代的印章等精品。周叔弢1982年病逝于天津，登寿93岁。临终时将全部存款和国库券连本息全数上交国家。
 

第三代

      从第三代起，周家开始向学界过渡。周学熙的第三子明夔(1899—1970)，又名周叔迦，是与汤用彤齐名的佛教史研究专家。周叔迦早年从父命在武汉办工厂，从事实业，结果均告破产，三个月内赔了几十万银元，从此在青岛“闭关”三年，转而研究佛学，1930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讲授中国佛教史。1940年主持《佛学月刊》，并在北京创办中国佛教学院，任院长。建国后，发起中国佛教协会并担任副会长，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著有《中国佛学史》、《印度佛学史》、《唯识研究》等，于敦煌学亦有涉及，编有《敦煌劫余录》14帙。

      学珲的女儿仲铮15岁时为争得与男子同等的读书权利，离家出走两月余，当时得到李大钊、胡适等的支持，成为当时的热门新闻。她最终如愿入天津北洋女师，后入南开大学。1924年赴法，入巴黎政治大学，成为第一个从该校毕业的中国女子，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1951年赴德学习艺术，成为著名的作家和画家。北京现代文学馆至今设有周仲铮文库和画廊。

第四代

      从第四代开始，周家人更多的进入学界和教育界，其中大学教授之数几乎能办一所中等大学。周叔迦的长子是红学家、文物收藏和鉴定家周绍良，而周叔弢的子女10人中有8人是高等学府的知名教授。长子便是北京大学历史学家周一良。次子珏良长期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三子艮良是建筑设计专家。四子杲良为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学系教授，神经生理学家。五子以良，东北林业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国家森林植物学学术带头人。六子治良曾任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北京亚运会工程副总指挥、总建筑师。七子景良50年代留学苏联，是我国最早使用电子衍射进行晶体原子结构分析的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北京地质学会分析测试委员会主任。次女与良是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微生物学家。周达(周学海之子)的长子周震良是山东工学院电机系教授。次子熙良为上海华东师大外语系主任。三子炜良1927年赴美留学，后在德国获数学博士学位，是爱因斯坦的得意学生，美国霍布金斯大学数学系教授、主任。

      周一良的生平，有其自传《毕竟是书生》。他当初报考辅仁大学，在琉璃厂伪造了安徽高中文凭，入学考试的数学一门则让他的表兄代考。后由燕京而清华，由史语所而哈佛大学，直至成为哈佛博士、北大历史系主任。周一良年轻时即显示出卓越的学术才能，杨联升在一篇怀念陈寅恪的文章中说周一良是“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1945年，在北大的傅斯年为网罗人才，致函胡适，以周一良为第一人选。“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此前，司徒雷登曾力邀周一良重回燕京。赵元任在给傅斯年信中称“史语所要new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周一良1946年由美返国，执教燕京大学，时年33岁，正是一个学者锋芒初露的年龄。如果不是很快失去了学术环境，他在史学上的成就要比现在更大。周一良在“文革”后期，和几位老教授一起任“梁效”写作组顾问，他自称因为“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他对自己的一生颇有遗憾，其实，这遗憾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夫人邓懿的钻石婚。1938年，风流倜傥的周一良与名媛邓懿结婚，时称神仙眷侣，周送给邓的新婚礼物是一克拉的钻戒，时价700大洋，这个价格当时是一个小学徒3年的薪水。邓懿随周回国后，主持开创了“对外汉语教学”这门学科。

      周绍良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17年4月23日(农历三月初三)出生于天津，在收藏方面，他以清墨与古籍善本闻名。收藏了一千余笏、二百多种年号墨，其中多数是名人自用墨，尤以雍正年间制墨和道光御墨最为珍贵，填补了清墨研究、特别是御墨研究的空白。雍正年间制墨甚为稀少，先生藏有九块，当时藏家无出其右者。他还注重清墨的研究。例如，“贡墨”与“御墨”一直笼统称为“御墨”。他界定贡墨分为例贡之墨、织造与钞关贡墨和一般贡墨三种；御墨分为皇帝专用的“御用墨”和皇帝用于拓制法帖、颁赏臣工的“御墨”两类。绍良藏书，富藏善本，仅《红楼梦》的版本就有77种，其中尤以程刻甲本、程刻乙本、东观阁本、本衙藏本最为珍贵。此外，在唐史研究的基础上，他形成了唐墓志拓片的特色收藏，所集各类石刻拓本在5000件以上，其中仅唐代墓志就达4000件。他收藏明清版小说一万多种。还是收藏《大统历》最多的人，有五十余种，其中有很多是国内孤本。(明代历书被称为“大统历”，清中期以来《大统历》甚为罕见)他的珍贵藏品，几乎都无偿捐献或低价转让给了国家，现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天津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可以这样归纳东至周家，发迹的第一代周馥主要从政；以周学熙为代表的第二代既从政，又经办企业；以周叔弢为代表的第三代主要经办企业，第四、五代主要是从事科技、文教工作，都学有专长，真正实现了中国人的“家学渊源”，“代有人出”的传统理想。周学熙去世前写有“绝命诗”：“祖宗积德远功名，我被功名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继家声。”此后近百年，周家的命运果然是“闭门耕读继家声”。现在，周学熙的后代中，惟一一个从商的，是周绍良的儿子周启晋，他家的别墅就在他自己开发的别墅区里，但他对此毫不在意，却对家里挂的林风眠、黄永玉真迹，藏的古籍善本津津乐道。这就是世家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