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主政山东研究(1902—1904)（下）

(五)扩充利源，自开商埠

自从西方列强以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他们对中国的掠夺便不断的膨胀和变本加厉。为了尽快占领中国市场，几乎每一个不平等条约中都涉及到中国开放通商口岸的规定，外侨在这些通商口岸内享有行政权、税收权、司法权等特权。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权。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清政府中的一些洋务派人物开始认识到主动开埠通商比较有利于当时中国的形势。中国只有主动开埠通商，才能挽回利权，进而促进国家富强。对于开埠通商的肯定认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郑观应曾提醒人们：观海道之飞轮，知中道河南、东道山东之必有衰落；观火车之渐通，知旱道必增巨埠。陈炽也主张由官提款购买民田自开市埠。李鸿章在70年代中期致友人的信中也多次谈及添口通商问题，中土门户早经洞开，即添数口，厉害各半。

中国的自开商埠始于1898年3月下旬。3月24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恭亲王奕䜣领衔上折，奏请开湖南岳州和福建三都澳为通商口岸，以“振兴商务，扩充利源"。两天以后，总理衙门再次奏请开直隶秦皇岛为通商口岸，这两项奏请很快得到批准，中国自此出现了“保全主权"、“扩充利源”的自开口岸。

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1903年9月，外务部下令“各省督抚详细勘察，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荟萃，可以自开商埠之处，随时奏明办理，。以外争利权，内促富强为特征的自开商埠思想逐渐为朝廷内外广泛接受，以至成为清政府的一项国策。

1897年11月1日，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占领胶州湾，并要强租胶州湾。1898年3月6日，中德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宣告德国将其谋划已久的侵占胶州湾的计划付诸实践。《胶澳租借条约》共有三端十条。其中，第二端第一款中清政府允许德国在山东省改造铁路二道：“其一曲胶澳经过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处往济南及山东界；其二由胶澳往沂州及此处经过莱芜县至济南府。其由济南府往山东界之一道，应俟铁路造至济南府后，始可开造，以便再商与中国自办干路相接。一在第四款中又规定“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里内，如胶济北路在潍县、博山县等处，胶沂济南路在沂州府、莱芜县等处，允许德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亦可德商、华商合股开采，其矿务章程，亦应另行妥议。一。在条约第三端中又规定，“在山东省内如有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为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中国应许先问该德国商人等愿否承办工程，售卖料物。如德国不愿承办此项工程及售卖料物，中国可任凭自便。一回这样，德国不仅攫取了对胶州湾及沿岸100华里地区的统治，而且获取了在山东全境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及其他各方面投资的特权，并通过横贯山东的铁路及其两侧30华里的土地，扩展了对山东腹地直接或间接地控制。

1899年9月23日，胶济铁路按照德国殖民地轻便铁路标准开始修建，1901年4月8日，胶济铁路青岛至胶州段通车。1903年4月12日，胶济铁路通车至青州。1904年初，德国修筑胶济铁路即将竣工，其势力必将藉铁路之便捷，由胶澳一隅向山东广大内地扩张渗透，中德之间一场激烈的利权争夺不可避免。在这种形势下，周馥经过详细勘察，又与北洋大臣袁世凯往返函商，力谋有理有据地阻止德国势力借助铁路向山东内地扩张，同时以主动应变的姿态，利用铁路交通新优势，振兴实业。这样，自开商埠就成为比较理想的措施。于是，1904年5月1日，袁世凯与周馥联名上奏朝廷，要求将济南、潍县、周村开辟为商埠，以资商货转运。袁、周称：

“山东沿海通商口岸，内只烟台一处。自德国议租胶澳以后，青岛兴造铁路，现已通至济南省城。转瞬开办津镇铁路，将与胶济之路相接。济南为两路枢纽，商货转输较便，拟在济南城外自开口岸，以期中外咸受利益。至省城迤东之潍县及长山县所属之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统归济南商埠案内办理"对于袁、周的意见，清政府上谕请外务部议奏。当年四月，外务部上折具奏，表示支持山东自开商埠，商埠章程由山东当局自主制定。随后，山东巡抚周馥制定了开埠的方案。

自开商埠被批准后，山东有关方面加紧开埠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制定总体规划以指导商埠的筹办，拟订了《济南商埠开办章程》，为开埠总规划。《：济南商埠开办章程》涉及行政、税收、司法、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分埠和经费筹措等诸多方面，内容具体、细致，主权意识鲜明，较好的保护了中国的主权，同时也为商埠的开办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案。

1905年11月15日，济南商埠筹办告竣，正式开设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并举行开埠典礼。

      济南开埠后，经过精心规划设计，整修道路，建造衙署，设立市场，开泉种树，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从全省而言，济南开埠后，加上原有烟台、青岛两个通商口岸，省内五处商埠呈大三角形分布，使得在清末新政改革中已经走在前面的山东更奠定了其优势地位。在中国近代开埠史上，由巡抚奏请自开商埠，周馥是第一人。而且，在济南开埠的同时，将周村、潍县作为济南分关，一省之内三地同时开埠，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表现出了周馥等改革派的远见卓识和开拓进取精神。

又是山东地方当局为通盘筹划山东的近代化事业，努力发展山东经济所作重大政策性调整。这一举措，也使济南经济近代化、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促进了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进步。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三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三地经济日趋繁荣，并且带动了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加强社会管理，恤裕民生

(一)殚精治河，改善生存环境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炎黄子孙的灾难河。近代山东境内，黄河共行水83年，即1855年至1938年。1855年，黄河于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从此改道东流，从山东夺大清河入海。改道后的黄河，水患的频率加快，许多地方“积水未消"“新流又至"。这种局面主要是因为黄河中下游泥沙大量下泻，河道淤积较为突出，由于河床善淤而导致善决、善徙。黄河一旦决口，洪水所到之处，农田、庄稼、房屋、道路皆毁，人畜生命受到威胁，山东人民的生存环境一再受到破坏，“河病日深，民生日蹙”。频发的黄灾，给山东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早在周馥督抚山东之前，周馥就协助李鸿章多次参与山东黄河的治理。1902年七月，当周馥踏上齐鲁大地时，正值黄河秋汛。是年“八月，利津县冯家庄黄河漫。同月，惠民县刘旺庄黄河漫口固。这两处地方水势凶猛“众言历来秋汛未有如此大且久者”。周馥到任后，迅速地投入到于治黄的工作中。八月十三日周馥亲自出省查看这两处漫决的地方，并根据考察结果，制定了堵合方案。根据周馥考察，两处堵合工程，相距二百余里，都归下游总办候补道吴煜管辖。考虑到路途过于遥远，吴煜一人很难兼顾，因此周馥把刘旺庄的堵合工程委托给中游河工候补道丁达意，吴煜负责冯家庄堵合，两处分头开工。

当时冯家庄口门，已由原来的宽三十余丈，渐刷宽到一百一十余丈，东西两坝水深七八尺至一丈三四尺不等，中洪水深二丈余尺。此处因“上游漫决，流势已分一水流缓慢无力，所以不难堵合．但是，口门之外十余个村庄因没有堤坝约束，马上筑堤坝又无从施工迁民，民众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周馥主张先进行堵合，等水消涸后再从长计议。冯家庄漫口，经过筹备料物，日夜施工，于十月初九日堵合断流。

刘旺庄漫口八月时宽七十余丈，到九月已刷宽至一百八十余丈，东西两坝水深两丈三四尺至三丈不等，中洪水深三丈四五尺，大流直射，东北分流十分之八，正河只深三四尺回。周馥认为如果要将大流挽入正河，难度很大，“殊属不易’’。因此他因地制宜，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即在西坝迤上先建挑水坝，将流水渐渐逼入正河，待日后水落，正河断流，再开挖引河。然而，由于“对岸忽生淤滩”，河中流沙过多，导致不能施工，原来的计划落空。针对这种情形，周馥最终选择在西坝迤上建了四道挑水坝，将大部分流水逼入正河，经日夜赶工，拟到十二月初四日合龙。但因“东正坝陡蛰”，导致“四占同时塌陷”，周馥迅速与道员丁达意等商量，添备料物，“盘筑坝头"，竭力保护已经建成的坝，拟于二月十二日合龙。又因水流太大，将绳缆撞断，未能成功。周馥心急如焚，经再三商度，决定在西坝迤上再添筑一道挑水坝，逼流外移。恰好接连几日正河逐渐通畅，口门水力稍弱，十日，刘旺庄漫口处，“闭气断流，全河之水归入正河，甚属通畅”回。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刘旺庄决口终于完工。冯家庄和刘旺庄两地的“农田涸复，免误春耕，堪以仰慰’’。

周馥抚鲁的两年多里，黄河在山东境内又多次决口。1903年六月，“山东利津县宁海庄黄河漫口”，周馥九月、十一月两次赴现场勘工，经过紧急赶工，此处于十二月十四日合龙。1904年正月因凌汛暴涨，利津北岸王庄漫口，接着，相近的扈家滩三处亦漫决，扈家滩三处没有动大的工程，至大水渐落，三地只留下部分淤泥。王庄经过抢修，于二月十六日合龙。当年六月，利津薄庄漫口，水势浩大，难以勘定。九月十四日，周馥亲自赶赴现场勘工，详细测度。量得“口门宽三百三十二丈，旧河已经淤积成平陆，河水自西而东，旧堤自北而南，形如丁字”回。如果照旧办法堵合，必须通过修建挑坝，远挑引河，估计需要白银一百九十四万余两。因“巨款难筹"，加之堵合之后防守毫无把握，周馥只好另寻他策。于是，他乘舟由漫口往下行驶，测量水深，勘察地形。在此过程中周馥发现，此处决口主要原因是地势低洼，水流争趋之，非人力所可挽回。经再三商度，周馥认为“水势如此，与其逆水之性，耗无益之财救民，而终莫能救，不如迁民避水，不与水争地，而使水与民皆各得其所"。薄庄村正当其冲，周馥先筹集三十万两白银用于择地迁居，并发给迁家费，安置灾民。另一方面周馥加紧筹钱，购买石料，将上游险工节节抛护。下游运石不方便的地方烧砖代替。采用抛石护堤法，加固了各处堤坝。另外，又在原南堤之南另筑一道大堤，以备不测，并将挺入河心的旧曲堤加以整治，使黄河直泻入海。工程完竣后十余年内黄河下游没有出现大的水灾。

周馥早在1873年就开始参与治理黄河，他对黄河的治理有着独到的见解。周馥抚鲁以后，把治水视为护民的重要举措，为了更好的治理黄河，他还采取了几项重要的措施。

第一，改革水政。山东历年抢险防汛皆由三游总办督率、营委分段管理，由于近来河身日高，险工林立，原设营委“不敷分布"，遇到险情，人员不足，“呼应不灵"。更有许多州县， “畏难苟安”，置身事外，怠于赴工。周馥认为，虽然朝廷有相关惩罚规定，但责任不专却是根本原因。因此，他奏请将黄河南北两岸的菏泽、濮州、东平、利津等二十一个州县，无论原缺繁简， “一律改为兼河之缺，归三游总办节制调度’’，并明定赏罚。随后，周馥又上奏请将山东同通佐贰等缺改为兼河缺。他考虑到各府州县原设同通佐贰等官，或近驻同城，或分防各镇。如今漕粮停运，这些官缺如同虚设。因此周馥下令部分官员移驻河干，责令他们经营河务，就近历练，帮助州县照料河事。分防重要地段及附近铁路之员则没有更动。周馥的这项改革对于朝廷和吏治河防都有重大裨益。

第二，架设沿河电线。周馥认为“山东黄河险工林立，瞬息变迁，必须消息灵通，以便随时防御，免误事机”回。1903年，他奏请在山东黄河两岸架设电线，专管河工电报。获准后，周馥开始筹办此事。他首先派人到上海采办机器、材料，然后分头布置。在中下游南岸由省城下至利津彩庄；北岸由齐河下至利津县盐窝沿线，共计800里，选择重要的地方安设电房，派电报学生管理。河工电报的接通，方便了南北两岸的联络，为黄河防汛抢险提供了便利。

(二)举办保甲，加强官民联系

地方士绅，作为国家官吏的来源，他们属于统治集团的成员，享有法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但是作为“四民"之首，他们又是“民"的代言人。士绅群体的双重属性使其在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承上启下，起到一种纽带作用。山东幅员广袤，教堂林立，路矿繁兴，其保护防维任务十分艰巨。而时值新政，全省各项政策的贯彻实施，承上启下，地方绅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周馥也认识到地方绅董在加强地方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到任后，他整顿吏治，体察各属情形，决定遴选绅董，举办保甲制度。他在奏折中指出，山东“民教尚属相安，盗风未能尽熄，学堂商务并宜，次第振兴。而民力拮据，筹款匪易。预期官民一气，庶政毕行，必须先办保甲，通达民情，以免隔阂"。从周馥的奏折中，可以清楚的了解，举办保甲的主要目的，就是以地方绅董为纽带，通达民情，以达到“安辑地方，助行新政之实效"。

上奏得到批准后周馥与蕃臬两司参酌保甲成法，变通章程。具体有五条：其一，各州县择要设立保甲局，遴选有威望的绅士，充为局董，随时见官，面商境内应办事宜。其二，本境如有窃匪豢盗之家，准许绅董随时访察报官孥办。其三，平民教民如果有小争执，由局董邀集双方亲族妥为调处。倘若有情重的案件，一面设法排解，一面报官办理。另外，有教堂教士的处所，要注意加强保护，以期“安辑无事"。其四，开办学堂及劝农通商、惠工、采矿等事，或者延师教导或者集资设立公司．地方官与局董共同商量举行。其余应缴税课等项，应行报官的，因担心官民隔绝办理不便，亦准由局董代报。其五，民间户婚、田债纠葛事件，先由局董评理，免至成讼。关于保甲局费用，在抽税项下酌提百分之十，留作局中办公之资。此外，还规定在局局董的办事年限为3年。根据考核，能始终勤奋、功效可记的局董，择其尤为出力者，保举数人，并给以一定奖励；假公济私、任性妄为、贻误事机的局董，按照官阶，核其情节，轻则撤换，重则参革。周馥将这些条文通饬各府，一体办理。

保甲的编练，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庶几官绅联络，民隐周知，令无不行，事无不举”圆．对于新政其它举措的推行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

(三)整饬军队，筹建山东“劲旅”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深深刺激了清朝的统治者。进行军事改革，编练具有更高战斗力的新式武装力量，成为清政府的迫切需要。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清政府谕令“著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各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此后，朝廷又多次督促各地的军事改革。周馥在山东积极响应清廷的号召，在各地原有的基础上认真编练新式军队，进行军事改革。具体包括编练巡警，改定常备、续备军，添募新兵，试办运河工巡营。

1、编练巡警

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八年九月谕令各省仿照袁世凯《奏定警务章程》，裁制兵防勇改练巡军。周馥到任后，周游山东各地进行考察。发现山东在经过前两任巡抚的裁兵后，仍有制兵五千多人分布在各州县，积弊甚深，形同虚设。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山东为南北冲途，铁路偏于腹地，加以矿务繁兴，中外商民络绎于道，警察尤为当务之急"。于是周馥将现存制兵一律全裁，自1902年10月起，招募巡警，派尚其亨总理警务，并派道员会同办理，命他们仿照直隶章程，参照山东的民情风气，分别缓急，逐渐推广。并规定官长须学习三年，弁兵须学习一年。

为了培养新式警察，周馥还派100名弁兵分别到京师、天津两处警务学堂就师学习。他们毕业回山东后，分布在省城、烟台、铁路、车站、开矿处所与胶澳威海租界附近等紧要集镇逐渐布置。城厢及近省30里要隘，划段巡防。这些警员要继续学习，要达到“心知其义，确守规矩"。与此同时，他招募巡军，成立巡警局。此外，他还将济南以东沿铁道700余里及从济南沿小清河两岸抵入海口500里均设马步巡军，按地方繁简，酌派驻防人数，统归省城警务局管理。并令沿铁路各州县添雇勇役互相稽查。这些措施“于地方缉捕诸事，大有裨益，与旧日绿营气象迥不相同。”

2、改定常备军、续备军和添募新兵

山东旧有防营，军名不一，积习甚深。在周馥之前，袁世凯己经对山东军队进行过整顿，将原有的三十五勇营进行了改编，变散为整，汰弱留强。继任张人骏又将沿海的防军进行裁改，并作马步二营。至1902年周馥到任，山东通省共有步马战队三十二营，先锋队二十营。这些兵营自编列成军，改练新操以来，渐渐掌握了新式武器，具备较高的战斗力，周馥将其定为常备军。此外，周馥将曹兖两镇防军八营和沿海防军两营，抚标前军二营定为续备军，“划地分防，各资巡缉"。至于常备、续备军的营哨各官，周馥决定由1903年被派往保定学习的学生和山东武备学堂的优秀毕业生担任。

鉴于山东的兵力不足，在改编军队的同时，周馥决定添募新兵。他说：“惟东省形势，南北相距八百里，东西相距一千三四百里，幅员甚广，海陆冲繁，近来局面尤非昔比，胶威、烟台久已作为租界，路矿几占全省，洋人往来络绎于途，西南各省向称多盗，巡防保护应接不暇"，“虽添设巡警队，分巡省城、烟台、曹、兖各属及省东铁路一带，兵力仍然不够”。1904年初，提督夏辛酉率四营遵调北上，致使省城西北十几个州县防卫更加空虚。因此周馥安排抽调部分常备军“分拨梭巡"，并在全省添募新兵四营，所需经费都由周馥自己筹集，这在财政匾乏的情况下，实属不易。

3、试办运河工巡营

山东运河南接江淮，北通黄河，全长五百余里，商船络绎不绝，是连接南北的重要纽带。但因湖河港汉分歧较多，盗风向来较盛。后来运河河标和闸官闸夫全被裁撤，导致运河沿河地面管理空虚，缉捕巡防力量十分薄弱。1903年周馥开始在山东试办运河工巡营。具体操作仿效巡警军规制，拣派员弁，以兵法约束。他又在己裁撤的闸夫及当值汛夫中汰弱留强，改练工巡兵一营，分为左、右、前、后、中五哨。正巡官管理中哨，巡弁四员管带左、右、前、后四哨。每哨设置巡长一名，护目四名，字识一名，巡目七名，巡兵八十名，火夫八名，全营共有官弁兵夫510名，1903年4月十六日成军。在工巡营的人员安排方面，周馥吩咐按照各闸事务繁简扼要，分队驻扎，专管启闭闸座，兼管巡查河面，保护商船。当夏秋季节河水盛涨闸务较少时，可以抽调各队防护堤岸。

此外，周馥还制定了严厉的人事管理规定，对于讹索为难商船的官兵，按军法从事，不准稍涉宽贷。试办运河工巡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不仅加强了运河的管理，保证了河运的安全通畅，“商民称便”，同时，还节省了政府开支。

(四)改革陋习，促进社会进步

妇女缠足这种陋俗，在我国存在了近千年的历史。缠足这种做法，其流毒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纤纤金莲，残害着一代代妇女．到清代时，妇女缠足普遍在城市、乡村各个阶层的妇女中盛行。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曾极力反对汉人的缠足风俗，几次下令禁止女子缠足，但此时缠足之风已盛行日久，难以停止。据载，清朝廷曾多次颁布谕旨禁止妇女缠足。到了光绪二十七(1901)年，慈禧太后寿诞时，又颁懿旨：“汉人妇女率多缠足，行之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不准官吏胥役借词禁令，扰累民间。如遴选秀女仍由旗人挑取，不得采及汉人以示限制。"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社会各个方面都有了重要改变。周馥受西学影响较深，因此对废除缠足十分赞成，并积极执行。光绪三十年，周馥正式上奏要求“严禁革除’’汉人妇女缠足。他在奏折中称“汉人妇女缠足一事，敝俗相沿千百年"， “有百害而无一利”， “士大夫无不痛恨，各国无不耻笑，亟应严禁革除"。针对各省地方奉行甚少的情况，周馥拟请“命士以上，其家如有未缠足妇女再行缠足者，即以违制论”。周馥认为，如果士大夫阶层的家庭带头不再缠足，其余的“乡愚无知以及倡优贱户”，由乡约里长进行劝戒，社会上缠足之风必会日除。如果有不遵法令的，也不必加以惩罚，只要体面人家不与缠足之户联婚，“久之，此风自然尽革无遗”。周馥的意见，得到清廷的支持。在山东他积极执行，软硬兼施，解救了许多饱受缠足之痛的妇女。

此外，周馥认识到满汉不通婚，对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消极影响，因此他极力提倡满汉通婚。清朝旧例满汉因风俗言语不通，在山东任职期间，周馥上奏朝廷，拟请“俯顺人情，开除此禁”，准许满汉官民之间通婚，“毋膺拘泥"。周馥此举，促进了山东民众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五)治理匪患，维护地方稳定

近代匪患问题较为突出，山东地区素以民风彪悍著称，近代以来，由于山东政局趋于动荡，加之吏治腐败，和频发的自然灾害，造成匪患猖獗。山东百余县几乎都有土匪活动，多者千人，少者数十人，忽聚忽散，纵横数百里，残害百姓，生活糜烂，烧杀抢掠，罪恶累累，人民受匪患之苦，馨竹难书。匪患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山东地区的社会安定。

对于山东的土匪问题，周馥给予了高度重视。周馥经过长期的剿匪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治匪方针，即“探”“劝”“抚"“剿”“搜"“查”o。作为山东的父母官，他关心百姓疾苦，“爱民之官，断无不严办贼匪之理”“视民如子，安忍惜小费而听盗匪扰我民耶"。抚鲁期间，日照县土匪万用九聚集民众约二千人，盘踞距城六十里的驼儿山，扎寨树旗，负隅顽抗。周馥怕他日久滋蔓，势力变大，为患百姓，于是命令提督、知县、参将等带兵东西双面夹击，围住匪众。为了减少伤亡，周馥先对匪众进行归劝，承诺胁从附和之众，如果缴械投降可以“一概免究"；万用九如果归诚，也可免于一死。但是，万用九凭寨固守，丌枪投石，打伤十余名官兵。周馥的劝降战略失败，形势所迫最终选择了派兵“援崖而上"，夺取山寨，经过激战，最后攻破山寨，匪众四处鼠窜，擒获部分主要匪徒，日照县匪患被扑散。后来，周馥又多次组织治理山东的匪患问题，并根据他的治匪方针，对匪众区别对待，注重劝导归善。很大程度地促进了社会安定。

四、致力文教，开通社会风气

清末，庚子之役的惨败，将中华民族推入了亡国灭种的阴影之中，空前的民族危机促使举国上下要求变革的呼声高涨。而义和团运动的惨败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社会各阶层开始认识到救国不仅要靠精英人物，普通民众素质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其实更为迫切。因此必须发展教育，开启民智。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实行“变法"的上谕。同年旧历七月下令废除八股，八月二日又下令整顿京师大学堂，并把各地原有的书院改为学堂，“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掀起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地方督抚积极响应，尤其是山东，推行教育改革的步伐走在全国的前列。

(一)推行新式教育，改革学堂

1901年l 1月16日，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将济南烁源书院改设为山东大学堂，四这是全国最早的省办大学堂。山东大学堂的设立开山东清末教育改革之端始，山东也成了清末教育改革的首倡之省。袁世凯办起山东大学堂不久，即升迁为直隶总督。后任张人骏接任不久即调任，因此真正竭力经营山东新式教育的是接任巡抚周馥。1902年七月周馥来到山东后，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促使山东新式教育逐步走上正轨。

1、改建山东大学堂

周馥到任后，首先调整了教育行政安排，他派藩司胡廷干、分省补用道张世衍、在籍翰林院编修孔祥霖总理全省的学务。又委派直隶补用道陈恩焘办理高等学堂事务．因陈恩焘学贯中西，又让他兼任该堂总教习，并选派品学兼优之士加以帮助。

1904年1月，“癸卯学制"颁布后，按照《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周馥将山东大学堂改为山东高等学堂。周馥认为：“高等学堂为阖省观瞻所系，规制宜闳"于是在省城西关外，建造校舍创建讲堂，1904年7月建成。学堂新址“规模宏大，设施新颖，除宽敞的讲堂、办公厅、学生宿舍外，还拥有一个供学生活动和上体育课的操场。学校配备了自来水、发电机和一座天文台”。学堂经费每年由藩库税契项下拨银80000两，居晚清各级各类学堂常年开办费之首。山东高等学堂是年年底迁入。高等学堂所学课程分为政学与艺学两科。政学科有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治法学课程，艺学科有算学、天文、地质、测量、格物、化学、生物、译学等课程。学堂中还聘请美、德、英、日四国教师及华人精通法文者分班教授英、法、德、日四国文字。其他事项均按照钦定章程办理。此外，周馥认为，“学堂固为早就人才，尤冀广开风气"，因此命令各州县选送学生入堂。1902年新增学生二百余名，加上之前已进入学堂的，至光绪三十年五月学堂共有学生399人。

2、初步建立师范学堂

师资力量是教育发展的重要保证，山东推行新式教育，最亟待培养的就是师资。正如周馥所言“学贵善教，教先择师，东省学堂初立，尚少师范”。@认识到这一具体情况，1902年11月，周馥在山东大学堂附设师范馆，这是山东最早的师范教育机构。后来，周馥从师范馆选送学生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习，但人数有限，即使学成后回到山东，也是“不敷分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周于1903年5月，派试用道方燕年选带学生55名，远赴日本宏文学院，学习新式教学方法。学生分为速成、长期两班，速成班39名学生，至1904年4月学成回国。另外，周馥于1903年9月又选送45名学生到保定速成师范学堂学习。以期尽早解决师资问题。

1903年10月，周馥裁撤师范馆，设立山东师范学堂。自己设立师范学堂，培养教师。首批录取举贡生监60名，并在高等学堂中挑选年长学优的学生20名，一并入堂肄业。学堂中聘请日本人有品学者充当教师。

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优级师范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两级师范教育体系。优级师范学堂属于高等教育，招生对象是初级师范学堂毕业生及普通中学毕业生，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初级师范学堂属于中学教育，招收高等小学堂及初等小学堂教员，以讲明教授、管理之法为宗旨，在省城设立一所，学额300人。各州县也必须设初级师范一所，学额150人。周馥积极开展这一工作，命令各县考送，“大县三四名，中县二名。小县一二名，总期甄录足额”．委派分省补用道李凤年总办师范学堂事务，兼查全部学堂功课，并准许凡是各学堂有紧要事件，李凤年可以随时与学务处商订。1904年，周馥将全省所有的校士馆一律裁撤，改为初级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其教师则从日本宏文书院留学回国生、保定速成师范学堂的毕业生中选派。同时本省师范毕业生毕业加以考选后，派赴各州县轮流更换，替回者仍回学堂肄习优级完全科。

通过以上几项措施，解决了山东缺乏师资的问题，促进了山东师范乃至整个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3、创办中、小、蒙养学堂

根据《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初等教育包括普通初等教育和初等实业教育两种。周馥积极推行新式教育，在山东改设中、小学堂和蒙养学堂，完善全省的初级教育．为了节省财力物力，周馥将原来地方的书院、义学之处改设为中、小、蒙养学堂。十府二直隶州的中学堂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改建。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1902年至1904年之间，山东官立中学堂设立情形如下：1902年，东昌府的．启文书院改设为东昌府官立中学堂；青州府的松林书院改设为青州府官立中学堂。

1903年，济南府的济南书院改设为济南府官立中学堂；曲阜县昌平书院改设为曲阜县官立中学堂；沂州府琅琊书院改设沂州府官立中学堂。1904年，泰安府岱麓书院改设泰安府官立中学堂：武定府敬业书院改设武定府官立中学堂；曹州府佩文书院改设曹州府官立中学堂；登州府在城内北大街设登州府官立中学堂；兖州府就兖沂曹济道署设兖州府官立中学堂；济宁州就运河道署设济宁州官立中学堂。按照《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学制5年，开设修身、讲经读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共12门课程。

1902年，长山、惠民、嘉祥、郯城、高密、堂邑、馆陶、东平、牟平、胶县、诸城等县陆续设立高等小学堂。1903年，章丘、邹平等60余个县也相继设立。到1904年，各州县设立的高等小学堂已经有80多所开学。除此之外．官绅也自己出资建立小学堂，如<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载，济南中学堂教习萧翰香创办民立学堂，某志士在省城小沧街创立半日学校，莒县和诸城的县令分别在其境内创立半日学堂。另外还有一些义学改为蒙养学堂及民间设立的公立、私立的中小学堂。

当时，为了解决各府厅州县的经费困难，周馥创立了“官助民捐”的办法。由本地的烟酒捐及土药捐等款内，每县每年酌拨给津贴银三百两，府、直隶州每年银六百两作为办学津贴。不足部分，由民间捐助。“公家有此补助，民捐因而踊跃，旋即次第兴立高等小学堂"他规定每县设一所高等小学作为模范。高等小学堂招收初等小学毕业生，亦分两科。必修学科有九门：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随意科可视各地情形加设手工、商业、农业等。每周上课36小时。教学方法基本与初等小学相同。

4、设立实业学堂

《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实业学堂通则》中，明确地指出了筹办实业学堂的目的旨在培养各行各业需要的人才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因此周馥在山东鼓励筹建实业学堂，发展实业教育。如烟台的毓才学堂、青州的蚕桑学堂、兖州的初级农业学堂、历城的工艺学堂、商会学堂等。

周馥在山东筹办的实业教育主体包括农桑类学堂和工业类学堂。农桑类学堂以青州蚕桑学堂和兖州初级农业学堂办得最好。青州蚕桑学堂是山东最早的实业学堂，1903年7月周馥在青州府设立蚕桑学堂，这是山东省创办的第一所中等农业教育学校。学堂以朱钟琪为总办，益都县县令李祖年为监督，聘杭州蚕学馆优秀毕业生充当教习。第一届收学生10名，由长山县选送。后来，学生每届30人，由周围各县选送。虽然该学堂第一届只招收到l0名学生，但其设备完善、教育教学十分正规。

1904年8月，兖州蚕桑学堂改为兖州初级农业学堂，开设普通和实业两科。普通科设修身、中国文学、算术、格致、体操5门课程；实业科分农业、蚕业、林业、兽医4类。学堂每年招收学生40多人，经费约5000两白银。工业类学堂以设于济南的教养局规模最大，专教贫民无业者学做粗工。另设工艺局，教各项精巧工作如范金、冶铁、织绣、雕嵌之类，以为全省工艺模范。周馥于教养局附设小学堂以期进而益上。又在曹州、沂州等府和滨州、莒州、峄县、福山、潍县等处各设工艺分局，于邹县、惠民等处各设教养分局，于益都、寿张、泰安等县各设习艺所，于博山设玻璃公司，于德州、诸城、禹城各州县设草辫公司局厂。山东的工业类学堂还有1904年沂州知府设立的教养局、同年创立的鱼台习艺所。各种实业学堂的创办，培养了一大批实用的人才，也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生存问题，收效甚好。

5、筹办客籍学堂

山东没有改设学堂之前，省城济南的书院同时教授外籍或商人子弟，自从改设学堂后，因受学常的名额限制，还有很多人不能进入学堂，但是这部分人让其回籍就学又确实困难。于是1904年周馥在省城闲旷之地，创建学舍，设立客籍学堂，专门教授客籍子弟。这个学堂能容纳学生200多人，开办之初分为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二级，随后添设中学。学堂的一切功课、规章、考试、奖励均遵照管学大臣奏定章程办理。学堂经费从山东学堂经费中拨给，再由各省官绅捐助一部分。以后常年经费从山东学堂经费中筹贴，其余一切令入堂学生认缴学费，以补不足。客籍学堂的创办，解决外籍及商人子弟无法入学读书的问题，也为他省解决同样的问题做出了示范，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二)师夷长技，派遣留学生

周馥受洋务派影响，对于西方的先进文化持肯定态度，尤其是在教育和军事方面，他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想。因此在改革山东教育时，周馥十分重视派遣留学生，以期“师夷长技”。

     山东的留学教育一开始是为了解决省内师资缺乏而进行的。山东的师资力量远远不能满足新式教育改革的需求，为了尽快培养教师，1903年6月，周馥派试用道方燕年选带55名学生，赴日本宏文书院学习新式教学方法。至1904年，速成班39名学生毕业返回山东，长期班的16人仍留东京继续学习。同年周馥又连续3次选派优秀学生赴日学习，共计56人。1904年9月，周馥电告清政府：“东省自设立学堂以来，延请洋务各学教习，皆不过略通一艺，求其兼备数艺或精深专门者，颇乏其人，以致风气未能大开，学生鲜有进步。"回于是他选拔12名山东高等学堂学生赴外洋学习，以备教习之选。“这些留学生回省后，不仅带来了新的技术，而且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这对山东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后来，山东的留学教育不断发展深化，逐渐扩大到其他学科。在官方派遣留学生的同时，自费留学之风兴起。最初，山东留学生大都到日本学习，后来，逐渐有人到了英、法、美、德等国。他们人数虽少，但由于较早地掌握了现代科技知识，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对山东社会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三)创办<济南汇报》

光绪二十九年6月，周馥在济南创办《济南汇报》，此报为5日干刊，每期售价京钱150文，订购全年库平银3两6钱。@是山东地方政府的官报，也是山东最早的官报。该报设有“上谕"、“时政要览"、“东政辑要"、“五洲近事汇编’’、“教学杂纂"、“专件"、“杂俎”等栏目。其中“上谕"是争帝的谕旨，内容多涉及对军政官员的任免等。“时政要览"主要是各地方官给睾帝的奏折、条陈及各地方政府的章程、公文等。“东政辑要"主要是登载有关本省政事的条陈、奏折、章程，很好的宣传了省内省外的一些情况。“五洲近事汇编"主要转载国际新闻，素材来源于外地报纸和外国人办的报纸，如当时比较著名的《中外日报》、《晋报》、《北洋官报》等。“教学杂纂"重在介绍国外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制度，发表一些有关教育的理论文章。“专件"主要刊载一些比较重要的论文、通讯、条约、章程等。“杂俎"则突出一个“杂’’字，重在向读者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及世界珍闻等。

《济南汇报》只限清政府官员阅读，只有知县、县丞等以上的官吏才能订阅，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但是近代报纸在山东的出现，对于开通风气，宣传新知识、新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馥对于山东教育的改革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各种学堂的建立以及课程的设置完善了教育教学体制，促进了山东教育的近代化，为山东培养了大批人才，促进了山东整体人文素质的提高，同时也为山东其他领域的发展储备了人力资本。各类学堂的建立，打破了中国历代传统的私塾、书院教育的格局，为山东教育的近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促使山东新式教育逐步走上正轨。

        结  语

周馥是一位难得的父母官，勤政利民是其督抚一方的原则。在山东的短短两年，他关注民生、关心民瘼、致力于解决民众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他经常深入到民间查访民情，对于本省的情况，把握有度，治理有力。山东赋税繁重，百姓难以承受，周馥再三上奏，根据本省情况进行变通。山东黄河水患日深，民生日蹙，周馥首先解决灾民温饱，然后安置灾民，并帮助他们谋划生计。对于治理黄河，周馥更是不遗余力，舍身历险，亲自勘探，以求善策。山东土匪猖獗，为害百姓，周馥软硬兼施，将其扑散。总之，周馥抚鲁对于水利、农业、吏治、救灾等等关系民生的问题，无不关注，无不致力解决，其各种举措也都渗透着勤政利民的思想。

清政府全国范围内的“新政”大潮，为地方的发展规定了主体方向。新政改革客观上促进了各个领域向近代化的转变。周馥在山东的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都是以“新政”的纲领为指导的，是“新政”在山东的具体推行。设立农桑总会、农事试验场、农业学堂、工艺局等科研和教育机构，促进了山东农业、手工业的近代化。济南、潍县、周村的三地自开商埠，则是主动开放迎接国际形势挑战的积极回应。后来的军事改革，编练“新军”，培养军事人才，改革山东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等措施，都具有明显的近代化色彩。周馥抚鲁期间对于山东的治理，成效显著，山东得以更加全面、迅速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都开始逐渐改变以往传统的发展模式，不同程度地向近代化转变。

周馥在晚清政坛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干吏，一生成绩斐然，他勤恳踏实的实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对于周馥其人应实事求是、辩证看待。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恪守儒家的忠君伦理，希望建立尊卑有序的社会模式，因此对于来自农民的挑战，主张坚决镇压。对于山东的治理，周馥虽然是尽心尽力，但作为地主阶级的封建官吏，他始终要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前提。尽管其治省理政带有明显的近代化色彩，也终究不能避免其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