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主政山东研究(1902—1904)（上）

历史人物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对历史上一些风云人物的研究较为集中。近些年来，关于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表现为研究角度的多样化、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深入化。周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活跃晚清政坛几十年，官至封疆大吏，历经近代诸多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等。周馥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在动乱的近代中国，做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

关于周馥的研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起步较晚。通过广泛搜集文献、档案、著作和论文等相关资料，笔者发现，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对周馥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和系统化。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研究周馥某一方面的成绩，如研究其治水思想及实践；研究周馥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或是研究周馥与清末新政等等：近几年也有学者关注其家族的研究。关于周馥生平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不多，是周馥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对周馥主政山东期间治省理政的措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系统的研究成果，仅有几篇文章在涉及这一方面时曾有提及，并没有作为重点进行论述。本文拟以周馥主政山东的两年为时间断限，对周馥在山东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进行全面的梳理，以加深对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

20世纪初，清政府进行了以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运动，是谓“清末新政”。晚清新政是大清帝国最后十多年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没能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但客观上新政促进了国家的近代化。周馥主政山东的两年间，时值清政府推行新政之时，周馥抚鲁后，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在山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推陈出新，兴办学校、发展工农业生产，劝募路股，自开商埠。在短短的两年中，他以积累40多年的工作经验，在山东做出了颇为卓越的成绩，促进了山东近代化发展。对周馥主政山东进行研究，可以从施政方针的角度，来了解山东近代化进程。以周馥作为一个点，通过对其在山东的治省理政措施的研究，可以促使我们对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及其它时期的许多举措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进而做出较为客观、公正、合理的评价。

同时，对周馥这样一位晚清政坛的活跃人物，进行深入细致研究，可以更好的了解周馥，可以使我们对他有更全面、更具体、更透彻的把握。周馥在晚清帝国动荡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勤政爱民、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是我们需要学习和继承的宝贵品质。

山东巡扰的研究，是近几年来山东地方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角度，近代主政山东的巡抚很多，但能如周馥这样做出值得称颂政绩的却不多。通过对一方之主的行政方式和事实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一个地方发展轨迹的把握。周馥的前任是张人骏(1902．1—1902．8)，但是在任上只有八个月，没有什么作为。再前是袁世凯(1899．12一1901．12)，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积极推动者，周馥到任之前袁世凯已经拉开了山东新政的序幕。“袁世凯描绘了为济南制订的这一计划：现代学堂一包括一所军事学堂和一所大学堂、一家日报社、一个官办银行、一个工艺局，以及一支现代警察队伍。"

发展较快的省份之一。周馥是一名“干吏一，在山东主政仅有两年，但从其行政内容上我们已经可以明显感到山东近代化的气息。周馥任职上的经济改革、教育改革、自开商埠、军事改革等措施都极大地促进了山东的近代化，这是主动开放迎接国际形势挑战的积极回应，在近代对外开放史、中外关系史、城市史、经济史和整个社会变迁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这些内容的研究有利于对山东近代化的把握，可以丰富山东地方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今天山东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二)研究概况

近年来，关于周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领域：

    1、关于周馥生平或是某一时期的主要事迹的综合性研究。目前出版发表的研究成果，关于周馥的综合性研究为数不多。在论文方面，主要有赵春阳的《晚清地主阶级实干家周馥》(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一文。该文从治水、理政、军务、教育、经济、外交六个方面，以专题的形式，对周馥一生的主要活动进行了细致具体的梳理，是较为全面系统的一篇文章。另外，周馥研究课题组的《周馥年谱》(I：池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按时间序列对周馥一生的活动踪迹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考证，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和较高的学术价值。还有几篇文章也属于对周馥的综合研究，但是综合程度相对来说不高，如周榘良的《甲午战争前后的周馥》(《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作者仅将周馥在甲午战争前后的一些主要活动作了叙述，没有分门别类，不够系统化，较为单薄。方英的《周馥的勤政利民思想及实践》(《安徽史学》，2001年第2期)一文，从治理河工、兴办教育、筹办实业和市政建设等方面对周馥的勤政利民思想以及具体的实践活动作了简要评述。

在著作方面，只有汪志国的《周馥与晚清社会》(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书中作者以中国晚清社会为背景，循着周馥的人生发展轨迹，遴选周馥一生若干个在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活动，进行关照和考量，着重探讨了周馥的军事活动、治理水患、洋务活动、以及对晚清诸多社会问题的关注。该书是系统研究周馥的综合性著作，涉及内容较为全面。

2、关于周馥治水的研究。周馥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治水专家，治水成就了周馥。周馥曾主持治理永定河、金钟河、大清河等直隶河道和山东黄河，在长期的实践中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水思想。后人评说周馥“功德在民，尤以河工为巨”。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周馥治水思想及其治水活动的研究，成果较多。如吴宏爱的《略论周馥的治河思想与实践》(《历史教学》，1994年第10期)，是较早阐述周馥的治河思想和实践的文章。作者对周馥一生治水实践进行了梳理，并提炼出周馥治水的几个特点：古法今制互为利用；认真调查研究，重视实践；关心民瘼，治水注意不误农时；潜心研究水利，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又如汪志国在《论周馥的治水思想》(《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中认为，周馥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治水专家，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治水思想体系，并将其概括为三点：治水应先治水政之种种弊端；注重调查研究，讲求科学治水：顺水之性，以水治水。

此外，还有几篇文章专门研究周馥对某一流域的治理。研究周馥对山东黄河的治理的文章有：汪志国、黄学军《周馥与山东黄河的治理》(《池州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周馥治理山东黄河的指导思想和实际措施的科学性。作者认为周馥在治理黄河时，先对黄河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勘察，根据实际情形找到了黄河屡屡溃溢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办法：第一，培修堤岸，疏通海口，此为“振全河局势之办法"。第二，迁民让地予水，以保全局。第三，添疏竣船，建减水坝，设立厅汛、堡夫。第四，对山东其它河道进行治理，以竟全功。周馥的这套治黄方案，科学合理，标本兼治，而且措施得力，操作易行，为其治理黄河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赵春阳的《周馥与黄河治理》(《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一文，阐述了从1873年至1904年间周馥治理黄河的建议和措施，内容较为简练。后来，汪志国和丁晓蕾在<周馥与山东黄河的治理》(‘安徽史学》，2003年第6期)一文中，再次全面地论述了周馥治理黄河的指导思想和历次治黄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并总结了周馥治理黄河的特色：养民之政，莫大于治河；非细心讲求，躬亲阅历，不能得其奥窍；治水以“水势顺逆为要"；古法今制互相为用。

研究周馥对直隶地区河道的治理这一方面目前仅有阳光宁和汪志国的《周馥与直隶河道的治理》(《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该文梳理了周馥1871年至1899年间对永定河、金钟河、北运河、潮白河、大清河等直隶河道所进行勘察与治理的事实，文章内容较为详实。

3、关于周馥与洋务运动的研究。从目前所能掌握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多，而且研究角度更为具体和深入。吴宏爱的《周馥与洋务运动》(《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从军务、教育、实业三个方面总结了周馥在洋务运动中的主要活动和影响，此篇文章的特点在于内容具体充实，使人们对洋务时期的周馥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另外，汪志国对周馥这一时期的活动研究较为全面，《周馥与近代铁路事业》(《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一文，对周馥在洋务运动期间主持修建胥各庄至阎庄的运煤铁路以及津沽铁路的事实进行了探讨，总结了其对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影响。《周馥与北洋海军》(《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一文，则通过阐述周馥在北洋海军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活动探讨了其对近代军事和国防的贡献。《安徽东至周氏家族与近代中国实业一以周馥为中心的考察》(<池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l期)则以周馥创办洋务民用企业为视角，探讨了东至周氏家族在发展近代实业方面的贡献。

4、关于周馥与清末新政的研究。20世纪初，清政府进行了以政治、经济、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运动。周馥作为新政的参与者，在各方面积极配合，为晚清中国近代化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关于周馥与新政的研究仅囿于新政中的某一领域。汪志国在《周馥与清末“新军"的编练》(《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一文中，以时间顺序梳理了周馥在不同地区和官任上为清末新军的编练所付出的努力。新军是晚清政府“新政"期间仿照西方近代军制编练的新式陆军。

周馥认为，改变清朝武装力量积弊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按西方国家的营制、采用洋操训练、使用洋枪洋炮的新军。因此在任山东巡抚和两江总督期间，周馥采取了许多措施，整改军队，重视军备建设，设立训练新军的管理机构，理顺军事管理体制，培养训练新式军队。汪志国、王宝卿的《周馥教育改革主张与新式教育实践述论》(1：青岛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一文总结了周馥在长达数十年的仕宦生涯中，为解决晚清教育问题所做的努力。这包括主张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废除科举教育制度和大力兴办新式教育。周馥在山东和江苏等地创办新式学校，培养各类新式人才，文中作者给予了周馥很高的评价。

5、关于周氏家族的相关研究。宋路霞的三篇文章《周馥家族百年轶事(上)》(《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3期)、《周馥家族百年轶事(中)》(《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4期)、《周馥家族百年轶事(下)》(《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5期)对东至周氏家族的发展历程做了详细的记载，内容涉及范围较广，但学术价值不高。程莉在《东至周氏家族人才辈出及原因分析》(《池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一文中，深入探讨了安徽东至周氏家族连续五代人中皆才俊辈出的深层原因：其一是周氏家族背后的强大的经济后盾，另一个是高度重视家族成员的教育及品德修养。在家族教育方面谱写了一曲绚丽的华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足以给予今后的教育者及受教育者很大的启发。程立中《从“负暄闲语"谈周馥的“治生"观》(《池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则从周馥的家训著作《负暄闲语》入手，探讨了周馥的治生观念及对子孙的影响。

6、关于周馥政绩(理政措施)的研究。周馥一生以实干著称，每到一处，都勤政利民，实事求是地促进当地的发展。汪志国在《论周馥任山东巡抚时期的经济改革举措》(《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一文中，探讨了周馥在主政山东时期为促进经济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但内容不够详实。汪志国的另一篇论文<论周馥在两江总督任期的经济改革举措》(《淮阴工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则梳理了周馥在两江总督任期内，为发展当地经济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包括整饬盐政；勘查三江矿藏，发展民族矿业；整顿海关，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发展新式渔业；竭力稳定金融市场秩序等。此外，汪志国的《周馥治理匪患的六字针》(《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l期)一文着重探讨了周馥为官多年的治匪方针和手段。文中提到周馥解决匪患六字方针，即“探”、“劝”“抚”、“剿”、“搜”、“察”。周馥治匪的措施维护了当地的稳定，也为其他地方的匪患治理提供了借鉴。任宝祯的《洋务派巡抚周馥与济南开埠》(《春秋》，2009年06期)一文，则探讨了周馥对于济南自开商埠所做出的贡献。

7、与周馥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目前为止与周馥有关的学术会议主要有两次，都与周馥参与促成山东三地自开商埠有关。1995年周村区委、区政府与山东大学在周村联合举办了“周村开埠与山东近代化学术讨论会"。会议交流学术论文40多篇，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周村开埠以来的得失利弊、经验教训及其对山东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为进一步推动周村地区的经济腾飞和文化发展，为山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另外一次是2010年10月，由山东师范大学与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挑战与回应：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一以“周馥与济南南自开商埠后的城市发展"为中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周馥及相关历史人物"、“济南自开商埠"、“济南城市发展”等话题，踊跃发言，深入而卓有成效的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课题。这两次会议都加深了对周馥本人的研究，也促进了周馥研究的进步。

一、周 馥 其 人

周馥(1837—1921)，字玉山，安徽建德人，谱名宗培，字玉山，其祖父因其“避难流亡他乡，虑不得归，因改名日复。"入李鸿章幕后，一次，李鸿章上报褒奖名单时，误将“复"写成“馥"，后即沿用。周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活跃晚清政坛几十年，历经近代诸多重大事件。周馥是清末一个成功的改革派官员，在清末的众多官员中，他的工作进展顺利，仕途发展也很快，历任永定河道、津海关道、天津兵备道、直隶按察使、长芦盐运使、四川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1921年9月21日，病逝于天津寓所，终年84岁，清帝谕赐祭葬，谥号“悫慎"。

周馥为官一生，优社稷之安危，思百姓之疾苦，在晚清政坛的30多个春秋，他辗转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处，都恪尽职守，造福百姓。在近代动乱不安的中国，做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青少年时代

周氏是建德的一门望族，官宦世家，唐开元年间，祖上周繇因公访举家迁至建德县，自此世业农商，到明清之际，周氏家族人丁渐盛，虽然家族中没有显官贵宦，但家族里崇尚儒风，已有了一定的文化沉淀。周馥生于1837年11月23日，六岁断乳，自小备受家人疼爱。但周馥家教甚严，“母虽爱，教督不稍贷，每出户游戏，不准至邻舍；有给食物者，非命之不受；日落后不许外出"．周馥自四岁开始跟随祖父课读，凡四书中易解文义至四五岁时皆能通晓。八岁开始入塾读书，十三岁师从名士王介和，每次步行七十里到袁家山学习。周馥谦虚好学，勤奋刻苦，跟随师父遍读儒家经典，十四岁时已能自己做诗文。十六岁时，已练得一手好字，乡里有找师父作祭文的便能代为撰写。

周馥本欲走科举仕宦之途，1853年，周馥应考县童子试，刚考完第一场，洪秀全带领太平军攻克安庆，“仅试一文而罢"o。周家为避战乱，几经辗转迁徙，避难于九都南家湾山中。这段时间里，周馥在袁家山以教书为生，生活困苦，功名之事也因战乱最终化为泡影。后来周馥辗转来到省城安庆， 1861年春，李鸿章驻守安庆，组建淮军。周馥因替朋友写了一份意见书，以文采博得李鸿章赏识，遂留在身边，帮办文案。周馥入李鸿章戎幕，迈出了他一生中关键的一步，在李鸿章的帮助保举下，周馥仕途顺利，由文书至县丞、知县，渐擢至封疆。

周馥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儒学教育和家族文化的熏陶，培养了他谦虚谨慎，求真务实的处事原则。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忠君思想、仁政理论，为政为人等观念在其心中根深蒂固，对其后来参与李鸿章幕府的各项事业和为官的从政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作为李鸿章幕僚时期

周馥的一生与李鸿章有着莫大的关联，李鸿章对周馥有“伯乐"之恩。周馥为人谦逊谨慎，自入李鸿章幕府后，做事勤恳，考虑周全，很快获得李鸿章信任，深受倚重。此后，周馥跟随李鸿章攻打太平军，转战苏州、常州，这期间周馥跟随李鸿章寸步不离，凡事无一贻误，自此，更加得到器重和信任。

周馥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治水专家，他一生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治水，也正是治水成就了周馥。1871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年六月，直隶境内连下大雨，洪水成灾，致使永定河多处决口，京畿安全受到威胁。周馥应李鸿章之招，赶赴天津，会同永定河道李朝信办理堵筑工作。这期间周馥几次亲临现场勘查，制定治理方案，几经周折，取得了显著效果。从此周馥与治水结下了不解之缘，自1871年至1894年，周馥对永定河、金钟河、北运河、大清河等直隶河道进行了全面的勘察和治理，成绩斐然。经李鸿章极力奏保，1877年署永定河道。此后的三十年，周馥的仕途始终伴随着河道的治理，尤其是直隶地区与黄河的治理，多年的治水实践和研究，成就了一代治水专家，后来周馥整理撰写的《治水述要》和《河防杂著》，为后世治水提供了许多借鉴。

周馥作为李鸿章幕僚中的主要成员参与了李鸿章幕府的各项事务，涉及到军事、外交、教育、洋务等方面。军事方面，周馥主要参与筹建了北洋海军，从海军基地的建设，到制定《北洋海军章程》，到北洋水师学堂和天津武备学堂的创建，如果说“李鸿章有领导建设之功，而周馥则有奔波奋斗之劳。"在海军基地的选址、筹备、建设过程中“周馥凭着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结合中国传统的河工经验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出色地完成了工程监理任务。"回1888年，周馥升任直隶按察使，会同海军统领丁汝昌等议订《北洋海军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海军章程，它的出台为北洋海军的正规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树立了全国海军的基础。

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培养海军人才。周馥受命总理学堂一切事务，他制订了详细的考选规则和奖惩训练措施，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才；1885年，李鸿章向清廷提交《奏报创设武备学堂折》，奏请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很快得到批准．周馥对天津武备学堂亦有襄建之功，他为武备学堂的创设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凡购地、建堂、延聘外国武将为师、派各营弃卒来堂学习，一切考课奖赏章程，皆周馥手订"。

在外交方面，周馥跟随李鸿章多次参与外交事务，受命于危难之际。1881年，周馥参与了与美国商订《朝鲜通商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周馥被调为直隶布政使，协助李鸿章议和；1901年，李鸿章死后，周馥留京与外国侵略者交涉归还津榆铁路等事宜。在这些外交活动中，周馥都始终坚持忠于朝廷，尽力维护主权，表现出难得的外交机智。

此外，周馥十分重视近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他受洋务派影响，乐于吸取西方的先进之处，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在办洋务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培养人才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他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大力发展教育事业。1886年，周馥设立集贤书院和博文书院，并捐款购地，建立新舍，招生学习外语以培养翻译人才。周馥还协助李鸿章创办了北洋电报学堂，培养电报线路工作人员，为发展电信事业提供了技术人才。

如果说李鸿章是洋务事业的策划者和设计师，那么周馥则是洋务事业的实施者和推动者。周馥与李鸿章一样，对洋务事业十分热心。1886年，为满足开平煤矿的煤炭外运，周馥在李鸿章的支持下，顶住顽固派官僚的反对，筹集巨金，修建了胥各庄至阎庄运煤铁道。1884年，李鸿章设立北洋电报局，周馥担任会办，筹集资金，拟定架设线路，并负责架设了北塘至山海关一段约200公里的电线。同年，李鸿章创设了天津机器局，周馥担任会办，为机器局的正常运转筹备资金，注重新式军械的配置，有力地推动了机器局的发展。

在这些活动中，周馥一直协助李鸿章，是李鸿章最得力助手之一。周馥作为李鸿章的幕僚，其各项活动必然有一定的幕僚色彩，但毋庸质疑，周馥的学识与才干也在这些活动中得到锻炼和认可。多年参与洋务运动和从政经历，锻炼了周馥独特的眼光和勤恳踏实的工作作风，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关心民瘼，为政为民；对新思想、新事物尤其是在教育、军事等方面，乐于接受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这些都为其将来督抚一方奠定了基础。

(三)主政山东，督抚一方

在李鸿章幕府中经受过千锤百炼的周馥，终于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年迎来了仕途的高峰。1902年7月，周馥擢任山东巡抚，开始了他督抚一方的大吏生涯。

周馥主政山东的两年，是晚清史上的特殊时期。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大清帝国，在西方武力与先进文化的冲击下，日渐证明“它就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的西方列强，在给中国带来巨大苦难的同时，向中国展示了一幅区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发展道路和生活图景一现代化。清王朝愚昧至极的统治阶级终于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醒来，开始了“睁眼看世界”。为了把中华民族从西方列强的炮舰锁链和经济掠夺中解脱出来，在清廷内部，皇室家族和官僚阶层，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积极地寻求帝国复兴崛起之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清末新政，风雨飘摇中的清帝国做出了最后的努力。特别是在帝国最后十年的新政改革，兴学堂、废科举、遣留学、练新军、改官制、办实业，其变革涉及的内容包括教育、经济、法制、军事、政体等各个方面。虽然清末“新政”没能挽救清帝国的覆亡命运，却在客观上推进了整个国家的近代化。

山东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之后，自强新政走在各省前列。周馥抵任山东时，已是“新政"改革的第二年，山东在前两任巡抚的努力下，自强改革已经初有成效。全省的经济、社会呈现出许多个性特点。机器工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对外贸易引发了商品流通体系的转型，改变了山东原有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社会各界对振兴实业有了价值认同，各地兴办企业均含有“稍分洋人之利”的初衷，抗敌御侮构成了山东经济发展的主线。晚清山东经济跳出了原先长期低水平重复的怪圈，并以其自身蕴含的可持续发展因素而昭示出了山东经济现代化的未来方向。德国租借胶州湾以及对青岛地区和鲁府内地的觊觎，加剧了民众的御敌意识，迫使地方长官提高警惕，斡旋应对。

周馥接任后，在此背景下，在山东推行了一系列的具有近代化色彩的改革措施：经济方面，周馥远见卓识，为推动山东经济发展，革新除旧、采取了调整税收政策、筹办农桑工艺实业、招垦沿海滩涂荒地、开展对外贸易、自开商埠等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山东近代经济的发展。政治方面，作为一方之长，周馥勤政利民，在山东的两年间，他治理黄河水患、改革军队、整顿吏治、治理匪患，裁改社会陋俗，致力于恤裕民生和促进社会进步。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不仅积极地推行新式教育，改革全省学堂，而且创办了《济南汇报》，对于开通风气、宣传新知识新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馥在山尔的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都是以“新政”的纲领为指导的，是“新政”在山东的具体推行。在短短的两年中，他以积累40年的I：作经验，在山东做出了颇为卓越的成绩。把袁世凯在山东开创的新政局面人人往前推进了一步，使山东成为了在那一时期局势比较稳定，发展较为迅速的省份之一，从而奠定了山东近代化事业的基础。

二、 推行新政 ，发展经济

周馥抵任山东后于1902年12月，先后到烟台、威海、胶州湾等地进行考察，亲眼所见胶澳租界内，德人华人生活、经商之差别，华商小本营生，“买卖俱不畅旺”；德商有政府拨款支持，占尽优势。周馥认为德人真正用意是“以振兴商务开采矿产为本，而以笼络中国官商为用，深谋远虑，愿力极宏。在我视为租界，在彼已视若属地"回。所以周馥主张“内修戎政以备不虞，外固邦交以联情谊。"为此周馥开始在山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

(一)革新除旧，调整税收政策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大开，西方的殖民侵略使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江河日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更使清政府的财政雪上加霜，国家财源日竭，“各省库贮都久形空匮，地方财政也面临瓦解"。清政府为广辟财源，筹集赔款经费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改革各项税收政策。当时山东屡遭黄河决口，财疏力薄，府库俱空。周馥作为一方之长，一方面推行朝廷的新政措施，一方面根据山东实际情况，为民请愿，合理地调整了本省的税收政策。

1、免征房田税契

清政府自光绪三十年开始责令各督抚彻底确查整顿各省的房田税契，并按省分派定额。山东省分派的数额为二十五万两。根据当时山东实情，为了减轻民众负担，周馥上奏朝廷，申请山东省免收房田契税。他在奏折中历陈山东之难，“山东僻处海隅，频遭河患"，“地方凋敝早已竭泽而渔，盈余税契实属无可再提"，此其一．前巡抚袁世凯在任时因“民间相率隐漏，收数寥寥”，于光绪二十七年裁革浮费，竭力整顿房田契税，将“远年白契，搜罗殆尽"，“收数颇旺"，并已将之奏准作为学堂经费。到周馥任值时，“所收者仅系当年新契，年少一年"。回虽经周馥设法整顿，“时费。到周馥任值时，“所收者仅系当年新契，年少一年"。虽经周馥设法整顿，“时虞入不敷出"，此其二。周馥所陈全是山东实情，因此很快得到了朝廷的允许。山东省得以免征房田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2、调整烟酒税

晚清政府为广辟财源，理财筹款，不仅要求各省提取房田契税和裁革浮费，稍后又开始整顿烟酒税。当时根据直隶总督袁世凯上报“直隶抽收烟酒两税，计岁入银八十余万两’’回。因此，清政府认为各省烟酒税缴纳之所以不多，是由于各省“稽征之不力”。于是光绪二十九年冬清政府命令抄录直隶现办章程，咨送各省，责令各省一体仿行，并“量其省份之繁简，派定税额之多寡"。此次整顿，派给山东的烟酒税额是每年三十万两。

当时根据袁世凯的《烟酒税章程》，烟酒每斤抽税十六文。山东省推行此办法后“酒商闻风畏避，纷纷求免，并有因而歇业者"@。一时间，省内烟酒生意冷清异常。地方上对此也是十分为难，地方官到处劝导商户，“谕以所收之税系加之于买酒之人，于卖户成本无损”，然而酒商态度依然是“价高滞销，生计顿绌”。此种情形使得作为巡抚的周馥不得不做出反应。1904年5月周馥上奏朝廷，历陈烟酒税调整之弊，认为直隶的征税标准不适合山东省，三十万两的税额也很难实现。并提出根据当时山东的实际情况，主张对烟酒两税分开处理。

     对于酒税，按照酿酒多寡遵章订明税数，税率照直隶的标准，每斤抽税十六文，每年可加酒税银十五万两。至于烟税，周馥认为办理尤属不易。具体原因是“潍县等处所产烟叶本属无多，上年每斤仅收制钱一文，尚且啧有烦言，若多至十六文，民力实有未逮。他如烟丝一项，山东并无专店发卖，基本是小本杂货铺带售，过于琐屑，不便抽收。从他省贩来的皮丝烟，均经海关、常关按责征税，沿途厘卡也抽收厘金，不便再加征"．因此，周馥主张拟照河南的办法，对烟叶每斤暂收制钱三文，每年大约可收银至多收银一万两，少则数千两。如此，按照丰收年份统算，每之事"，将烟酒税用于津贴各府州县学堂，以及开办农桑工艺等各项事业。此外，周馥认为山东黄河为患，各省虽然竭力补救，然而“河身曲狭，堤岸卑薄，若逢异涨，库空如洗，无款应急，势将束手，恐至不可收拾"，原来朝廷准予山东截留京饷漕折，现都已经抵作武卫右军的月饷。所以周馥奏请本项收入若本省实有急用，可以截留。

3、维持原有的厘金征收标准

光绪三十年，清政府通饬各省筹办百货统捐。宣称“厘金一项惟统捐最为善策，凡货物由初次产地发运之时，将各局卡应完之厘归并统计，约收若干。在产地成总完纳，给予凭单，以后经过地方概不重征。即可将沿途厘卡全行裁撤，或酌留一二。扼要之区，专司稽查，不准再征。迨货到销售之地再酌收一销场税。既免员司之中饱，又省各局卡之冗费。"又因当时江西省试行统捐，略有成效，于是户部奏请在全国各省实行统捐。周馥接到命令后，会同筹款局派员到各厘局进行考察。根据考察结果，周馥认为山东应“照旧办理，毋庸更张”圆。在上报中央的奏折中他详细的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其一，山东物产并不丰富，且商贩稀少，只有海口和内地河路抽收厘金。山东各海口设有海关税卡，其厘局即设于税卡附近。一直由各州县抽收征税一两收厘三钱，计税定厘，“尚称简便”。海船抵岸卸货并无此卡抽厘，彼卡复抽之事。虽未设有统捐局，仍与统捐无异。其二，内地行船河道只有四路，一是卫河，山东仅设馆陶一卡；南运河，仅设安山一卡；黄河设有姜家沟和雒口镇两卡；小清河设有石村岔河两卡，其所以设立两卡者，一收上水一收下水，因河道绵长，货船每在中间装卸，不得不设立两卡稽征其厘金，仍只收一道，如此卡抽厘，则彼卡不再抽征，验票放行，从不重复征收，与统收基本无异。其三，以上河道，只有黄河与河南运河相连，然而河南运河所收厘金是由江南一带运到安山行销的货物。黄河所收厘金是河南和山东两省来往贩运的货物，各归各路抽收，不相干涉。此外，设卡各河彼此均不相连，货物登岸后，不复征收行厘。这与江西一总完纳之办法相符，所以山东厘金征收办法毋庸更张。

另外，周馥在奏折中陈述了山东实行统捐潜在的弊端。如卫河约长1800里，中间除馆陶厘卡以外，上有直隶龙王庙、河南等厘卡。卫河归三省共同管辖，沿途皆有货船装卸。它的捐项无论归哪一省统收，都不免顾此失彼。再如南运河，安山设有厘卡，从安山向南直至沛县才有厘卡，此间相距三百余里。如果将山东的安山一有厘卡，从安山向南直至沛县才有厘卡，此间相距三百余里。如果将山东的安山一卡裁去，则沛县以北装货北上的船只将无法抽收。虽然大宗货物可以于产地发运之时抽收，然而也仅限于著名的土产。“其处处所产之物，既不能到处设局统捐，而其销路亦不能直到尽头处所，始行发卖。若将中间沿途厘卡全行裁撤，则中途应纳货厘转可因而幸免，收数必至大绌。如向邻省拨补，情形不同，收数毫无把握，势难急切定议，且恐各处厘卡先裁亦于加税办法有碍。"这一道申请也很快得到批准。

周馥对于山东税收政策的调整，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危机。同时，周馥的这些措施也体现了其实事求是的处事风格和济世安民的为官思想。

(二)兴办农桑工艺实业

重农是清代的传统政策。近代以来，随着“振兴实业"口号的提出，晚清政府朝野上下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均有所提高。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采取了一些稳定农村，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商部奏请通饬各省振兴农务，称“商务初基以提倡土产为要义，而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立，工商亦无以为资。振兴农务之法，不外清地亩，辨土宜，以及兴水利、广畜，设立农务学堂与试验场。"回周馥在洋务时期就认识到发展实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来到山东后，他体察山东实情，认为“东省傍河滨海，地瘠多山，年来水患频仍，盗贼滋炽，治其标则赈蠲缉捕不过防救已然。求其本则教养兼资，方足澄清治本。"于是乘着清政府“新政”的东风，周馥根据清政府发展经济的各项政策，在山东迅速开展农桑工艺实业，竭力发展经济，力争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

1、兴办农桑实业

周馥认为“山东为古青兖之区，本以桑土重农名于往代，惟以后世民愚农惰，渐失其长。财匮民穷，日甚一日。近者东西洋各国考求农法，成效昭然，即今欲厚民生，仍非先由农事入手，无以为正本清源之计"。1903年周馥奏请清政府获准，在省城主持创办农桑总会，这是一个集农林教育与研究、农林改良于一体的官助民办机构。为便于开展农林改良和试验，同年，又集官商股银1．5万两，在济南城东七里堡迤北购地500余亩，建房50多间，创办山东农事试验场。该场隶属山东农工商务局，由湖北籍候补知县谭奎翰、候选县丞汪懋均任董事，聘请日本人古井恭吉为农桑教习，主要从事气象、土壤、肥料、作物品种和五谷蔬果栽培、耕种锄割等方法的试验研究，引进日本、美国作物良种、农机具和化肥数十种予以考察试用。这是山东省第一个科研机构，开全省近代农业科学研究之先河。另外，泰安、兖州、沂州、济南各州府均设农桑分会，随时查验地质土宜。其余各县亦均酌立分会，凡属可兴之利、可植之物，均令试种考验。

兖州、青州两地盛产蚕丝，“惟以质窳缫劣，未能与南丝抗敌"。1904年3月周馥在兖州府设立农业学堂，具体事务由兖、沂、济、曹农桑总委会在籍翰林院编修孔祥霖主持，每年经费白银5000两。由于师资不足，该学堂初办时仅开设了农科和蚕科两科。1903年7月在青州府设立蚕桑学堂，这是山东省创办的第一所中等农业教育学校。学堂以朱钟琪为总办，益都县县令李祖年为监督，聘杭州蚕学馆优秀毕业生充当教习。虽然该学堂第一届只招收到10名学生，但其设备完善、教育教学十分正规，“该两学堂附近地方土人已渐知师法，改其耕织旧习"。1908年该学堂的毕业生补习后升入山东高等农业学堂。

此外，周馥还在青州创立东益公司纺织绸布；在长山、朝城、城武、蒙阴等县分设蚕桑厂；冠县、信阳、沂水、城武一带试种落花生；省城及登莱等属现设树艺公司；登州一属地近海滨，拟设渔业公司。并责令各州县劝民种树。据报三十余州县共试种二百余万株。

2、筹办工艺实业

周馥认为，山东人多田少，加上连年河水冲没，造成闲民日多，“弱者坐守讥困，黠者流为剽窃，是以曹州、东昌等属，历年多盗，诛不胜诛。良由年壮游闲迫而为此"．因此周馥主张‘‘凡富民以农利为先，而教养无业闲民以工艺为急”，于是他在原有基础上大力推广工艺实业。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曾在省城济南设立教养局，专教贫民无业者学做粗工。另设工艺局，求各项精巧工作如范金、冶铁、织绣、雕嵌之类，以为全省工艺模范。周馥抵任后，益加推广，添拨两局经费，于教养局附设小学堂以期进而益上。又在曹州、沂州等府和滨州、莒州、峄县、福山、潍县等处各设工艺分局，于邹县、惠民等处各设教养分局，于益都、寿张、泰安等县各设习艺所，于博山设玻璃公司，于德州、诸城、禹城各州县设草辫公司局厂。此外，周馥还准备创办纺纱、织布、洋烛、洋酒等各类公司。经过推广，山东工艺实业收到了良好成效，实力上升，山东民风大改。

(三)招垦沿海荒地，恤裕民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连年来的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使得神州大地一片萧凉，田地荒芜，米价腾跃。光绪二十五年四月，清政府下谕旨，命令各省督抚认真查堪本省的荒地，并责令该省地方官员妥定章程，设法劝谕农民开垦，并不许官吏骚扰苛索，一切以便民为主。周馥抚鲁后，谨遵圣谕，悉心经营此项事务。1904年春，周馥亲自到东海烟台、威海一带巡察，发现沿海荒地颇多，其中又以登州、莱州、青州三府居多，而莱阳等处为尤多。据实查，莱阳县的大河口尧山后南北官庄等9处荒地不下数千亩。此外，栖霞、招远、荣成、文登、海阳等州县境内亦有可开垦的荒地。当地居民为争私垦之地，经常冲突。为了督办好此项事务，1903年，周馥在山东成立了垦务局和湖田局，分别负责对沿海与内地的滩涂、淤地进行调查清丈，然后采取招佃承租的方法，以辟地利。另外，周馥令候补道杜秉寅专门办理此事，并下令“荒地可由附近的居民，缴纳一少部分押荒银两后认垦，量为均分，不准争占，并宽定其升科年限。已经占垦土地的也不再追究责任，酌收押价，从缓升科"。

在各州县的努力下，乡民逐渐接受，“踊跃呈报"，“民情欢洽”。这次招垦荒地共计八千余亩，共收押价京钱17000余串。对这些钱，周馥都作了合理安排：一成充赏、三成充各州县学堂经费、余下六成补助各州县兴办农工蚕桑之用。“开垦荒地是周馥的一种惠民之举。它既解决了耕地抛荒的问题，又解决了百姓的粮食短缺问题，还增加了清政府的赋税收入，可谓一举三得，对我们现实社会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四)东盐外运，开展对外贸易

周馥很早就认识到，山东的经济需要广开财源，因此他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山东盐运销俄国海参崴。

     海参崴原为中国所有，1860年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了吉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和海参崴在内的约4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随后海参崴成为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不过由于距离俄国本部太远，所以该地的发展缓慢。海参崴附近不产盐，平时所需盐都是由广东、香港等处运送的，但那些盐“盐劣价昂"，不如山东之盐质美色白。又因山东沿海居民往海参崴做工者不少，“东民惯食东盐’’，因此东盐在海参崴走私严重。俄国官员顾念民艰，曾商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法通融运盐到海参崴销售，以杜流弊。周馥认为这是推广利源的好机会，他主张“与其任奸商私运，不妨量予通融，领票承运，化私为官，则私运之弊不禁自绝。"为推广此事周馥采取了许多措施。他先派商人到海参崴，乘便到哈尔滨进行考察，又查登州府属沿海地区，滩盐极多，于是周馥招集商股在山东沿海一带购买滩盐，雇佣轮船装赴海参崴试销，并命令筹款局免费发给执照、东海关免征出口税一次、内地课税暂免三次。此外通过各方面协调，俄国方面答应“东盐进海参崴口一概免税”，这有力的推动了东盐外运。经过试运，周馥认为此项业务可行，在接续试运的同时他还命商人带山东土货到海参崴察看试销。

东盐外运海参崴，是周馥对山东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贡献，其积极作用有三，一为推广商务，二来兼杜海口私贩，三为接济该埠民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