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藏书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

  历史学家来新夏说起周叔弢印象时说：“他虽然地位高、又富有，但是既无官气，又无商气，看起来温文尔雅、完全像个老书生。”然而这位老书生却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另一方面又是古籍文物收藏家，他最后将收藏的四万多珍本、古印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两陶集

  南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在现存各自的版本系统中，都是最早、最好的版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两书后来星散人间，而周叔弢将两书璧合，捐赠给国家图书馆。

  敦煌遗书

  天津博物馆藏敦煌遗书350卷，其中256卷来自周叔弢的捐献。周叔弢的捐赠不仅保存完好，还多是首尾完整的全卷，其中有的是孤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6年6月，专门影印出版了一部七本的《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

  古印玺

  周叔弢的另一类收藏是古印玺，曾经卖书筹钱收购印玺。他将收藏的910方古印玺捐给天津艺术博物馆，其中包括战国古玺、历代官印和历代私印。

  王兵戎器铜玺，文意是：王军旅所用兵器。可能是在军中发放兵器的文书上封缄时所用。

  魏晋曹氏六面铜印，印文为“曹氏”、 “女言疏”、“曹氏印信”、“曹新妇白疏”、“官”和“印完”，系女子用私印。书体与魏正始石经的字体相似。

  出身书香门第，

  叔父是近代大实业家

  周叔弢生于一个官宦书香之家。祖父周馥曾官至两广总督，父亲周学海曾中进士，精研医学。而四叔周学熙致力于北洋新政，创办了直隶工业局、银元局、官银局、中国实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与近代实业家张謇齐名，有“南张北周”之称。

  1914年，周叔弢移居天津，四年后即追随周学熙办实业，成为“北周”系统的代表人物。周叔弢在青岛创办华新纱厂，之后历任唐山华新纱厂总经理、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又在滦州矿务、启新洋灰、耀华玻璃等公司任职。

  据周叔弢回忆，儿时不敢擅入父亲的书房，但父亲爱读书、喜藏书的习惯却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他。那时完成私塾老师布置的功课后，他有两个最大的嗜好：一是“胡乱读一些闲书”，二是逛书店。没曾想这两个“嗜好”，成了他一生追求的基础。

  周叔弢多次对人说，19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廉价收到了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子集》，当时激动万分像获得宝贝一样兴奋得睡不着，将自己书库命名为“拾寒堂”(后改名“寒在堂”)。在藏书的若干年中，周叔弢购进山东杨氏海源阁精品后，他的藏书的数量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不惜负债买书，

  屡遇书商漫天要价

  周叔弢在购书时“给价公允”，不搞巧取豪夺的手段，遇到喜欢的书更是不惜举债购买。七七事变以前，周叔弢购得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荛圃翁“陶陶室”所藏《陶渊明集十卷》。随后，他用了四千元（据悉折合时价可买面粉四千多袋）买入“陶陶宝”的第二部珍藏《陶靖节先生诗注》，这是负了债买的。

  也正是因为周叔弢爱书出了名，一些书商到他面前时就漫天要价。

  周叔弢早期收藏的元树台岳刻《左传》为古籍精品，但缺少一卷。为此，他曾多方搜寻了十几年。后来听说嘉定有位徐先生收藏了这一卷，于是托友人傅沅叔去洽谈。一听说是周叔弢要购买此书时，卖家便开出天价，周叔弢只得作罢。1944年，徐家的后人拿出这一卷藏书到北京寻求买家。周叔弢追到北京，但卖家还是奇货可居，周叔弢还是买不起。

  1946年夏，周叔弢转托大收藏家孙静庵与徐家洽谈，这次他学聪明了，一再嘱咐孙静庵“千万不要说是我要买”。孙静庵以请徐氏鉴定旧玉器为名，鉴定后“无意间”提出想买那本书。徐氏知道孙静庵不讲究版本，就半开玩笑地说要一两黄金。没想到孙静庵一口答应并当即付了金子。当着众人的面，徐氏不好反悔，书也最终到了周叔弢手上。

  在抗日战争前夕，周叔弢经营的工厂被日本侵略者强吞后，收入已经大为减少。1939年岁末，他记录道：“今年本无力收书，乃春初遇通监（《资治通鉴》）……不得不售股票收之，孰得孰失，正不易言耳。”

  对于自己收藏，他在一篇题记中自白：“余今年财力之窘，更甚于去年，然惜书之癖，甚于惜钱，结习之深，可笑亦复可悯也。”

  真心爱书，以美人作喻

  周叔弢是一个真心爱书之人，他告诫子女，读书时要牢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说的“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作夹刺”的名言。而他自己每当看到有的人看书不知爱惜，揭页时用指甲斜着硬划，或者蘸了唾沫去翻书，都心痛得不行。

  上海藏书家黄裳和周叔弢有交往，他记录了周叔弢如此品玩藏书：“他论旧刻书，特别标出那版刻美的一点，以为这是中国雕版史上非常光荣的事迹……最后他刻一本好书，可以用一美女作比。”刻板好，等于先天身材好；如果印功好，就是后天发育好；再加上很好的装修，就像穿上了很好的衣服；经过名人的收藏，等于施以胭脂花粉；再有名人的题跋，就添上了丰韵。有这样五种好处，才能算十全十美的好书”。

  周叔弢对藏书十分爱惜，不肯轻易翻读。他旧藏的宋蜀本《王摩诘集》于1982年影印出版后，他自己买了一部，高兴地说：“原书在手时，舍不得翻阅，现在只有影本，反而可以看了。”

  更难得的是，周叔弢对书的喜爱不局限在个人。在1942年在自订藏书书目时，他就嘱咐子女：“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书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毋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

  全部捐献，一本不留

  1950年，周叔弢开始整理藏书，选出上乘精品，逐一校对、编目，准备捐赠图书馆。他与新中国天津首任市长黄敬商议捐赠之事时说：“我将心爱的藏书，贡献给我心爱的国家、人民，使这批古籍珍品永不招致流失损毁之厄运，使之能发挥作用，由国家收藏，岂不比我个人收藏更好吗？”

  1952年，他把毕生精力所聚所藏的精品宋、元、明、抄、校本书715种、2672册捐献给国家，藏于北京图书馆（1998年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成为该馆的“奠基石”。其中有“两陶集”，还有被称为宋词双璧的元延祐七年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元大德三年广信书院刻本《稼轩长短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看了周叔弢赠书的目录后，感叹说：“你把珍秘之书全部献出，并未保留一部，真是难得！难得！”

  1954年又捐出中外文图书3500余册，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1955年，他将所藏清代善本书3100余种、22600多册捐赠国家，藏于天津图书馆。1981年再度将1800余种、9196册善本书和古印经1262件、敦煌卷子200多卷及一些名人书画等文物捐献给国家，分藏于天津图书馆和天津博物馆内。

  其人其语

  “捐书之时，何尝没有不舍之意，又曾打算留一两部自己玩赏；但想既然捐书，贵在彻底，留下一两部又如何挑选，所以全数捐出，一本不留。”

  “藏书不读书，何异声色犬马之好。”

  周叔弢

  （1891—1984）

  原名明扬，后改为暹(xiān)，字叔弢，晚年自号弢翁。1891年生于江苏扬州，为两广总督周馥的嫡孙。周叔弢幼年住在扬州，1914年移居天津，是一位爱国实业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职。

  从1952年至1981年，周叔弢先后四次将自己用毕生精力和心血收藏的4万余卷图书、字画及1000多件文物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和天津博物馆。

  逸闻

  印章改用小的

  周叔弢早年使用的一方印章“曾在周叔弢处（右）”，后来改用面积更小的“周暹”。他的理由是如果后人觉得讨厌，可以挖去印章，不至于损书太甚。

  教育子女要自立

  因为收藏十分花钱，所以周叔弢虽然收入不菲，也时常感到吃力。据周家后人回忆，周叔弢常告诫子女，说他“没有什么钱”，希望子女长大要自立，要自己养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