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研究专家周叔迦

周明夔，字志和，后改名叔迦，笔名云者、演技、沧衍、水月光，室名最上云者。光绪二十五年（1899）10月生，是周学熙的第三子。1918年肄业与上海同济大学工科。结业后，在天津创办普育铁工厂，由于当时政局不定，经营无法开展，拓致亏损终致倒闭，赔累甚重。后又在汉口经营商业，时正值北伐战争，商业凋零，最后破产。商事结束后，隐居青岛，精研三藏，从此进入了佛教界。1930年年来北平，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民国大学等教席，讲授佛学。

周叔迦对佛学有精湛的研究，在高等学校哲学系讲授中国佛教史、唯识学、因明学、佛教文学、成实论、三沦宗哲学等课程，充实了中国和印度哲学的教学内容。他见解独到，受到同学们的欢迎。最早发表的著作《牟子丛残》（1930年工社丛书排印本）一书，勾稽史籍的记载，考证《牟子理惑论》是后汉献帝时逸民牟融的著作，与汉明帝时太尉牟融不是一人。论据确凿，有力地批驳了当代名家梁任公所撰《牟子理惑论辩伪》以是书为晋人伪造的说法，证明《理惑论》明确反映了东汉末年佛教初传到中国的情况。这一论证，对于研究早期佛教发展的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而受到当时学术界的重视。

解放前几十年里，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有周叔迦、汤用彤、黄忏华三家。周叔迦写的《中国佛教史》第一编（1933年最上云音室印本），和《中国佛教简史》（1962年中国佛学院油印本），主张佛教自西汉末东汉初从印度通过西域传入中国，至汉明帝时与政治发生联系，得到政府的承认，到现在近两千年。其发展可分斋忏祭祀（汉代、三国）、般若思想（两晋）、三学并弘（北方十六国、刘宋、南宋）、侓师异说（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八宗鼎盛（唐、五代）、流派蔓衍（宋、辽、金）、衰微零溶（元、明、清）七个时期。根据大量的史料，提纲挈领，阐明中国佛教的源流和演变，以及在历史上、学术思想上所起的作用，是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

其他的著作，关于佛经注释的有《法华经安乐品义记》、《灌佛形像经疏》、《决定毗尼经疏》、《阿弥陀经义疏》、《药师如来本愿经疏》（均为1944年以前出版）。关于戒侓的有《菩萨戒侓汇集》（1944年以前出版）。关于论部的有《唯识研究》（1934年商务出版）、《新唯识三论判》（1944年以前出版）、《因明新例》(1934年商务出版)。关于佛教概论的有《八宗概要》（1962年油印本）、《佛学程序集》（1944年以前出版）。另有《瑜伽焰口施食要集详注》（1944年以前出版）一书，是研究佛教法事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其他还有《宏明文选》（1933年出版）、《净业正因》一、二、三、四集（1940年以前出版），是经典和文章的选集。又有《虫叶集》（1944年以前出版），是周叔迦文章的选集。未刊的还有《佛画纪源》及《补遗》、《大乘起信论要释》、《佛传综录》、《释迦如来传集》、《中国佛教史料》等书。发表的论文有50余篇，散见于各杂志中。关于探讨佛教哲学的有《佛教两大定侓》（《微妙声》第一期）、《佛教的辩证法》（《微妙声》第四期）、《人生的两大定侓》（《佛学月刊》3卷1期）。关于佛学研究方法的有《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方等五经》、《法相五经》、《大乘侓》、等（散见《佛学月刊》各期）。关于佛教历史的有《大藏经雕印源流记略》（《现代佛学》1954年4期）、《宋元明清译经图记》（《微妙声》第7、8期）《隋书经籍志佛经序论勘误》、《隋书经籍志考证补正》（均见《微妙声》二卷一期）。《高僧传序录注》（《同愿》3卷10期至4卷5期）。关于佛教美术的有《佛画漫谈》（《现代佛学》1962年1期）。其他如《西夏文佛经小记》（《辅仁学志》2卷2期）、《漫谈变文的起源》（《现代佛学》1954年2期）《汉族僧服考略》（《现代佛学》1956年4期），都是深有研究的文章。周叔迦沟通经侓论三藏，博大渊弘，分析义理，注重考据，而不存门户之见，在现代佛学界中是比较罕见的。1960年，曾为中华书局校点《法苑珠林》一百卷，每条引文都查勘了原文的出处，功力之深，可见一斑。

对于敦煌学，周叔迦也曾作过大量工作。1922年起，陈援庵先生整理北平图书馆所藏8000卷敦煌写经，他用了几年时间，依照赵明诚《金石录》前十卷的体式，稽核异同，编成《敦煌劫余录》十四帙，为世界研究敦煌学的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在编目时，每每遇到首尾残缺的卷子，书名译者或著者都无从查考，深感棘手，所以在其书中的序中说：“夫写定之难，厥为首尾不具之残轴。轴首尾无经名，而轴中有品名，尚易定也；虽无品名，而其文为吾人所常习如《金刚》、《法华》之类，亦易定也。惟久佚及罕习之经论，往往一残轴比勘多时，咨询多人，仍不能考定。经入馆20年，而目迄未刊布者，此其一因也。”这时，周叔迦从青岛来北平，对敦煌卷子极感兴趣，便参加了一部分的考定工作。上书序中又说：“今第十四佚中‘佚考诸经’即此类。第十四帙中并有‘续考诸经’，为近日秋浦周君叔迦所考定，并依编入。”“续考诸经”凡86部，200多个残卷，如果不是周叔迦对佛典有渊博的知识，而又细心考核，许多残卷便似无头公案，很难确定应属于谁的名下。不止于此，后来叔迦又继有所获，王重民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中说“《敦煌劫余录》编制，虽说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失题的佛经残卷考证出来的经名也很多，但我们并没有以此为满足。周叔迦先生在‘续考诸经’的基础上，不但又从‘俟考诸经’中考出了3种，并就全录作了新的考查，考出了其中有差误的52种，那些差误多发生在著录的含糊，没有追查到底。如众侓的残卷《敦煌劫余录》432——3页统以‘戒侓’著录，周叔迦先生考出其中有侓名者26种；又《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在敦煌是有多种的，而没有把注解的名称举出来，周叔迦先生又考出其中有原名者11种。这都是敦煌遗书编目工作中最困难，而又是应该逐渐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周叔迦先生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王重民先生毕生研究敦煌学，所以深知其中甘苦。从这里可以看出，周叔迦对佛教三藏了解的精深广博，才有这样的成果。周叔迦对敦煌佚经，也有深刻的研究，曾发表多篇介绍文章（散见《现代佛学》各期中），表彰过去隐没不显的佛教古德的著作。他对敦煌壁画也极爱好，通过黄宾虹先生的鉴定和题记，曾购置了多幅壁画，作函广藏，可惜在十年动乱中，都化作云烟了。

周叔迦除讲学著述外，尤致力于佛教文化的事业。1933年，主管北京刻经处，校刻有《名僧传钞》、《性相津要》、《信力入印法门经》等。1935年，他与欧阳渐、叶恭绰等发起，将发现于山西赵成广胜寺所藏的金代藏金，选择其中罕见的珍本，影印成《宋藏遗珍》3集，共46种，255卷，这对于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流传，以及雕刻、美术的研究，都是大有贡献的。他还以佛教藏金大都是梵荚本，清代的《龙藏》，经板虽成，印刷不易，所费也极巨。清末明初所刊的《嘉兴藏》是书册本，但其板早毁于火。清末以来，至于民国，砖桥、扬州、杭州、苏州、长沙、成都、北京、天津都没有刻经处，所刻众经，较之《龙藏》仅缺经部18种，计38卷；论部39种，计178卷，所缺不过百分之三四。他与徐森玉、徐蔚如发起捐募资财补刻方册大藏，汇集各刻经处之本，成为百衲书册本《龙藏》。刻印所费甚多，周叔迦自己捐款校刻一部分经论，天津刻经处也校刻了《华严经搜玄记》。这一弘愿，任务甚重，后来时局交易，未得全部实现。

1936年起，周叔迦任华北居士林理事长，联系在家佛教信徒，宣讲《维摩经》、《法华经》等佛典。为了便利社会人士阅览研究佛教典籍，于1940年建立居士林图书馆，请北京图书馆中文编目组长袁涌进主持其事，制定佛教书籍分类法，藏书万余卷，公开阅览。1941年，又于该林设立佛画研究会，招收学员，研习佛画。聘请黄宾虹、徐石学等任教，周叔迦先生也参加讲授，培养一批专门研究佛教美术的人才。曾在中山公园举办过展览，除展出当代画家及学员所绘佛画，如《传法正宗定祖图》长卷、《天女散花》横幅、《澍花观音》、《长眉罗汉》等外，还展出一部分古人所绘佛画的精品，如金代《五大明王像》、明代《水陆画》、西藏《二十五佛》等。这一创举，博得美术界的赞许和好评。同年又设立佛学研究会，编辑佛教史志6种，为将来编写佛教历史奠定基础：一、佛教金石志（杨殿珣任），二、佛教艺文志（苏晋仁担任），三、佛教寺塔志（刘雨霖担任），四、佛教法论志，五、佛典辑佚（王森、韩镜清担任），六、二十四佛教史料汇辑（黄诚一担任）。数年之后，有的已近成书。积稿原存法原寺中国佛学院，“文化大革命”中惜有散失。

1936年，北平佛教界为沟通汉藏佛教，建立菩提学会，周叔迦任常务理事，设立藏文班，培养对西藏佛学有志趣的人学习藏文，从事传译文佛教典籍。解放后，。1962年，商务图书馆拟出版《佛教史籍丛书》，请周叔迦主编。周叔迦计划请入将西藏佛教史籍，如《布顿佛教史》、《青史》、《士观佛教史》、《西藏王臣史》、《印度佛教史》等译为汉文，尚未全部译成，运动突起，这一弘计划未能实现。

周叔迦积极出版刊物，认为这是推动研究佛学的好方法。1936年，与佛学界知名人士组成编委会，出版《微妙声》月刊。集稿编辑，多出版在周叔迦之手。至1940年，共出刊9期。其内容专载研究佛教学术有一定水平的文章，与当时一般的佛教刊物迥异其趣，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44年，共出刊30多期。还出版《中国佛教学院年刊一册》，是该院教师研究的心得。

周叔迦极为热心培养佛学研究的出家、在家人才。1940年，创办中国佛教学院与瑞应寺，任院长。设预科及本科，本科分教理系、文史系。教理系设《华严》、《般若》、《阿含》、《法华》、《涅槃》等经，《成实》、《俱舍》、《成唯识》、《瑜伽师地》等论之研究。文史系设佛典通论、八宗纲要、《高僧传》研究、佛教目录校勘学、佛教制度史、蒙藏佛教史、印度佛教史、中国哲学史、科学思想史及藏、梵、英、日等语言课程，附设尼众分院于弘善寺。他一边讲授，一边擘划经营，不遗余力。经费支绌，则自己捐献，甚至变卖自己的住宅。学员毕业后分赴各地庙宇，多起到骨干作用，也有的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新中国诞生后，周叔迦更加精神振奋。1953年，发起并参加中国佛教协会，为新中国的佛教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有五件事是叔迦特别关心和出力的。第一是1955年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倡议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周恩来总理接受斯里兰卡总理的请托，应允提供中国佛教方面的条目，交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佛学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占用不可忽视的地位，而编写佛教百科全书，在我国还是创举，须要体现我国现代佛学的研究水平。周叔迦在编纂委员会中，自拟定条目到审查稿件，无不子细推敲，审慎考虑。任务艰巨，他所付出的镌刻始于隋唐时代的静琬法师，直到明代天启、崇祯年间为止，前后历时一千年。共有9个石窟和1个地宫，藏石刻经版15000余块，经、侓、论1000余部、3000多卷，是我国的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但石窟大多封锢，无法拓印，始终未与世人见面。他倡议发掘、拓印、整理，得到中国佛教协会的支持，自1955年开始，用3年的时间，始得完成。这一历代人民辛勤劳动的文化宝藏，才能与世相见。他筹划经营，登临跋涉，不畏艰辛，并拟定整理方案，计划刊印出版。可惜是在他死后20多年才印出一部分，书名为《房山石经（辽金部分）》。第三是同年进行的全国石窟调查，他负责组织工作，请阎文儒等分赴河南、山西，远及陕、甘、新疆以及浙江、四川等地，将各窟造像、建筑、绘图摄影，取得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保存了祖国珍贵的艺术遗产。第四是于北京西山灵光寺修建佛牙舍利塔，周叔迦参与其事，请各方面专家设计，自1958年始至1964年竣工。这是新中国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东南亚一些信仰佛教的国家，也是极为重视。第五是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创办中国佛学院于法原寺，周叔迦任副院长和教务长，亲自授课。后又成立研究部，分佛教史教研组和教理研究组，学习研究因明、瑜伽等经论及南传上座部和西藏中观学。另设藏语佛学系，培养来自藏、甘、青、川、滇的藏族地区著名寺院的学僧，为新中国培养出大批具有研究和教务工作能力的人才。

解放初期，巨赞法师为解决北京市僧尼就业问题，与周叔迦研究开办大雄麻袋厂，组织僧尼从事生产，以自食其力。经费由周叔迦筹措。

周叔迦襟怀坦白，和蔼谦虚，侓己甚严，待人极宽。对学生尤为爱护，循循善诱，亲切指导。平日自奉极俭，而事业所需，则罄其所有，且毫无名利之心。佛教注重“信解行证”，他毕生就是遵循这一理论，并付出了实际行动。

周叔迦思想进步，解放前就是中国民主同盟会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平担负一定的任务，与一些民主人士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解放后，周叔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为团结国内佛教徒，增强祖国的安定繁荣，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曾任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第五支部负责人。1956年，印度摩诃菩提会推为终身委员。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周叔迦受到了运动的冲击，但他相信时间不长，国家一定会恢复秩序的，自己暂时受点痛苦不在意中。1970年因心脏病、肾炎病加重，不幸逝世。

周叔迦逝世后，佛教协会立即将此事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周叔迦极为器重，深感悲痛，认为周叔迦是全国佛教界有影响的人物，当即指示新华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逝世的消息。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绝无仅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