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的《秋浦梅公亭纪事碑》现身记

王人鹏，字友梅，1912～1918年在皖南秋浦（现为东至）县任知事，是一位得到当地百姓拥戴的父母官。据《东至县志》载：“……人鹏离任时，全城百姓摆设香案，并送‘清官旗’、‘万民伞’以志感戴”。其子王冶秋在日志中写道“此地山清水秀，是我童年生长之地。”在那里，王人鹏开办了家馆，聘请一老一少两位老师，分别讲授旧学与新知，王冶秋的启蒙教育盖源于此。我作为他们的后人，对秋浦很早就怀有亲切与向往之情。最近又重读了皖籍作家江流写 的“蓼城三王”，这是一篇关于王人鹏、王冶秋和王青士父子三人生平事迹的文章。1981年夏，江流与北京的几位作家在东至县体验生活，晚饭后常信步于附近山水之间，或与乡人聊天，或钩沉稽古。他们听到最多的是关于王人鹏勤政爱民的故事，其中之一是关于重修梅公亭，并安排犯人李长生守亭护林的传说。原来，北宋的著名诗人梅尧臣在此当过三年县令。当时县名为建德，留有不少佳作。他不趋炎附势，对范仲淹、欧阳修等因正直进谏而获罪寄予同情，赠诗慰勉，后人尊崇为贤吏，在县署后的白象山麓建梅公亭以为祭祀。清末，此亭已倾圮多年。王人鹏到任后二年，便着手重修，以传承先贤风骨，教化乡里。同时，他在查案时了解到有一年青监犯李长生，每日将牢饭省下一半，托人带给自己的老母。为奖励其孝行，王人鹏让其护林扫亭，并划出山下一块荒地由他租种。这个故事引起江流的兴趣，他们决定去梅公亭一看究竟。该亭已在抗战中被炸毁，只剩下一摊瓦砾，但江流却意想不到地在突出山体的一块石头上发现了摩崖石刻，他马上掏出笔在小本子上记下如下内容，成为“蓼城三王”一文的亮点：

“一亭缥缈临秋蒲，两岸波涛送晚潮”。此鹏光绪丁酉梦中得句也。追民国壬子（1912年）莅官建德，越明年甲寅（1914年），在白象山麓重修梅公亭，亭成，适县名更曰秋浦，回忆旧句，不禁有明月前身之感焉。

乙卯（1915年）仲秋

蓼城王人鹏记

梅公亭修复工作刚一完成，县名就由建德改为秋浦，而这又与王人鹏早年梦中得句暗合，遂有此摩崖石刻的诞生。安徽文物界的一位前辈曹建昭告诉我，他曾托人拓下此石刻，因为诗句意境很美，而且世上还有心灵与现实如此巧合的事，真是匪夷所思。所有这些使我产生访问秋浦——东至的强烈冲动，去寻觅那逝去的人生体验。

2005年10月初，我终于来到这个向往多年的皖南小山城，东至是在1959年由东流和至德两县合并而成县治就是原秋浦县治所在地的尧渡镇，县虽不大，但地处皖赣鄂交界处，北临长江，名人辈出。近代的如被孙中山称作“北方第一人”的许世英，曾在段其瑞内阁任过司法部长、交通总长、安徽省长和内阁总理。另一位是跟随李鸿章搞了30年洋务运动的晚清重臣周馥，官至兵部尚书、两广总督。当我向县文化局两位局长以及文物所长求教时，他们谈到上述两位名人的事迹如数家珍，但对梅公亭和摩崖石刻的回答却大出我的预料。首先，梅公亭遗址找过多次没有找到；其次，摩崖石刻从未听说过。不过，还是留下了一线希望，他们听说有一块周馥碑与梅公亭有关，现藏在县第一中学什么地方，但他们都没有亲眼见过。我们决定次日一起去探访。

第二天，我们在校工薛先生的带引下，穿过学校操场出北门，来到学校界墙与校外宿舍楼围墙的交角处，见在乱石堆中赫然立着三块石碑，中间一块上书“秋浦梅公亭纪事碑”，落款是“清授光禄大夫 兵部尚书 两广总督 邑人周馥   中华民国七年  岁在戊午”。显然，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了。此碑高约180、宽约80、厚约20厘米，除少数字体损坏外，全文清晰可识。据薛先生讲，该碑是在文革中被人从白象山搬运至此，但到现在无人问津。此时，文物所钱所长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本《周懿慎公全集》，此碑文收录其中。我们两相对照读出如下内容：

我县署后山麓旧有梅公亭祀宋诗人梅圣俞先生以先生尝宰是邑有惠政列祀名宦也岁久亭圯注此字似应为圮意倒塌而圯意桥疑为笔误 今邑令王公友梅乃葺而新之较旧加恢廓焉顾亭无守护者曰久恐复颓废适察监犯李长生勤于工作且减囚食以养其母王令怜之因规山下沮洳成稻田六亩使长生佃之守护此亭邑绅赵鎔等议曰明江西巡抚陶山中臣名宦也乡人至今仰慕嫡裔凋零惟长生在苟无以睭之将绝祀矣田本县署废苑俗名花园塘城内向无粮赋盍请县主以此公田永为亭业明年长生徒役期满即派其永为守亭之户凡亭旁硗瘠并听其垦概不收租嗣后非有大故不易佃众意谓然因面请王公核准公欣然曰此我意也是可以定案且来书属予叙其事余告之曰此举有三善焉当兹纷乱之世吏皆苟安而王公乃能重修此亭以表梅公遗爱此尚贤兴废之善政也李长生一羁囚耳有母八旬而不能养年已五十而无妻无子县官鲜不漠然置之略加周恤安能筹及久远今乃给以官荒使其事畜有资娶妇成家是恩恤贤裔加惠无告之盛心也官荒久弃人不过问今垦为田春种秋获与农事试验场无异公余之暇考验奖励风行各乡亦劝农励俗之一端也程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於事必有所济岂不信哉时邑绅前交通总长许世英适寓天津于询之亦颇以是并助李长生五十元于家亦助百元俾安业焉惟恐日久此田被夺因叙此事始末镌碑亭旁以垂久远梅公名尧臣事迹载宋史本传李陶山名一元明江西巡抚嘉隆间海内有四君子之号一元为清君子云今知县事者为霍邱王人鹏字友梅宰我邑已七年民爱之虽籍属同省可援例留任今在邑议绅为赵鎔胡之桢郑起枝徐傳书郑曾传诸人余不尽书

我们读完碑文后感到，这是一件意义不凡的文物，它的价值不在“古”而在“今”，这一意外收获令我们久久不能平静。

之后，我与钱所长两次上白象山寻找那块摩崖石刻，但因与江流上次造访相隔20多年，山上荆棘丛生，刺藤、恶竹密密匝匝，手与腿被划了道道血痕也没能找到。但值得欣慰的是在薛先生的帮助下，找到了掩盖在杂草丛之下的梅公亭遗址。

离开东至后，一个想法总也挥之不去，我认为周馥碑是一件具有很强社会功能的文物，是东至县文化精髓的具体体现，对一个地区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目标有现实意义。此行原本是寻找我爷爷留下的摩崖石刻，却未料想发现了周馥的《梅公亭纪事碑》。王人鹏的石刻只是关于自己人生一次机缘巧合的记录，而周馥碑不仅纪录了王人鹏修亭和奖励囚犯李长生孝行的一段史实，更重要的是他由此阐明了此事的社会意义。他在碑文中写道，此有“三善”：修亭是“尚贤兴废”是善政；奖励孝行是“恩恤贤裔”，是爱民；而给予荒地令其春种秋收是“农事试验”，是移风易俗。他更进一步提炼出作为“贤吏”应该达到的境界，那就是“民爱之”。这不是一篇很好的官箴吗？要知道周馥撰写此碑文时已年高八十有二了，他做了几十年的清朝重臣，似乎应该是个食古不化的保皇派，但从碑文中不难发现，他的思想已经很民国化了。看来，做一个“民爱之”的贤吏是周馥为官一辈子总结出来的基本原则，也是他留给后人的真言。

2005年7月～10月，我驾车行经五省、数十个县市，发现人们已经在摒弃那种跟风模仿的建设模式，努力寻求凸显本地区文化底蕴的新路子。其实我想，这才是一条多快好省的建设之道。例如，我们可能只需要拿出建设“府前广场”百分之一的钱把梅公亭修复，把周馥碑置回原处，把周围环境整理就绪，让白象山重新成为一个文化盛地，就可能给东至带来意料不到的回报。

（作者系王人鹏之孙、王冶秋之子）

附：

梅公亭记事碑

（周馥撰写 张峪铭校译）

我县署后山麓，旧有梅公亭，祀宋诗人梅圣俞先生，以先生尝宰是邑，有惠政，列祀名宦也。岁久亭圮，今邑令王公友梅，乃葺而新之，较旧加恢廓焉，顾亭无守护者，日久恐复颓废，适察监犯李长生，勤于工作，且减囚食以养其母，王令怜之，因规山下沮洳成稻田六亩，使长生佃之，守护此亭。

邑绅赵鎔等议曰：“明江西巡抚陶山，中臣名宦也，乡人至今仰慕，嫡裔凋零，惟长生在，苟无以赒之，将绝祀矣。田本县署废苑，俗名花园塘，城内向无粮赋，盍请县主以此公田永为亭业，明年长生徒役期满，即派其永为守亭之户，凡亭旁硗瘠并听其垦，概不收租，嗣后非有大故不易佃众。”意谓然，因面请王公核准，公欣然曰：“此我意也，是可以定案。”且来书属予叙其事，余告之曰：“此举有三善焉：当兹纷乱之世，吏皆苟安，而王公乃能重修此亭，以表梅公遗爱，此尚贤兴废之善政也；李长生一羁囚耳，有母八旬而不能养，年已五十而无妻无子，县官鲜不漠然置之，略加周恤安能筹及久远？今乃给以官荒，使其事畜有资娶妇成家，是恩恤贤裔、加惠无告之盛心也；官荒久弃，人不过问，今垦为田，春种秋获，与农事试验场无异，公余之暇，考验奖励风行各乡，亦劝农励俗之一端也。”

程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於事必有所济，岂不信哉！”时邑绅前交通总长许世英，适寓天津，予询之，亦颇以是，并助李长生五十元，予家亦助百元，俾安业焉。惟恐日久此田被夺，因叙此事始末，镌碑亭旁，以垂久远。

梅公名尧臣事迹载宋史本传，李陶山名一元，明江西巡抚，嘉隆间海内有“四君子”之号，一元为清君子。云今知县事者，为霍邱王人鹏字友梅，宰我邑已七年，民爱之，虽籍属同省可援例留任。今在邑议绅为赵鎔、胡之桢、郑起枝、徐傳书、郑曾传诸人，余不尽书。

清授光禄大夫 兵部尚书 两广总督 邑人

中华民国七年  岁在戊午

译文：

我县县衙后面的山麓（白象山）上，过去有梅公亭，是祭祀宋朝诗人梅尧臣（字圣俞）的，因为梅尧臣曾在我县当过县令，而且有德政，属名官之列。因时间久远亭子也垮塌了。现在的县令王友梅，将亭子修葺一新，且与原来相比，扩大了规模。他考虑亭子没有守护的人，时间长了恐怕又遭崩坏废弃，正好发现监狱中一罪犯李长生，人很勤快，且节省牢狱中的饭食来赡养他的母亲，王县令同情他，就将白象山下的低湿之地改造成六亩稻田，让李长生租种，好让他来守护新修的梅公亭。

县里的乡绅赵鎔等也商议说：“明朝江西巡抚李陶山，是有一定德行的名臣，乡人至今都很仰慕他，但李陶山的嫡系后裔基本没有了，只有李长生还在，假如再不接济，恐怕要绝后了。”这块田是县衙废弃的花园，俗名叫花园塘，地处县城内从来都不需要交纳田粮赋税，何不请王县令将这块公田永久地作为养护亭子的产业呢？明年李长生就要刑期满了，就派他长久地作为看守梅公亭的住户，凡亭旁瘠薄的土地都随他开垦，概不收租，今后不是有大的变故都不改换佃户。”大家一致认为很好，因而当面请王县令批准。王县令高兴地说：“这也是我的意思，方案就这样定下来”。并来信要我谈对这件事的看法，我对他们说：“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当前乱世纷争，官吏苟且偷安，但王县令重修此亭，以旌表梅尧臣的贡献，这是崇尚贤人、兴复废毁的善政；李长生是一在押的囚徒，母亲八十岁不能赡养，自己年过五十无妻无子，当官的大多对这事漠然待之，稍微给以周济抚恤就很不错了，谁还能帮他筹划长远呢？现在将公家荒弃的田地给他，让他过生计，有钱娶妇成家，是体恤贤良后裔、对无处可以求助的人施加恩惠的美好情意啊！官田长久荒弃，无人过问，今垦为田，工作闲暇之余，春种秋获，与农事试验场没有区别，考验奖励风行各乡，也是鼓励农耕，改进世风的一个方面。

程明道（即程颢）说：一个当官的，假如有爱物之心，对事也必有帮助。这怎能不信！”本县士绅、前交通总长许世英正寓居天津，我向他征求意见，他也认为这件事做得对，还资助了李长生五十元，我家也资助了一百元，让李长生能安居乐业。但就怕时间长了这块公田又被别人夺走，因此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刻到亭子旁边的石碑上，以留传后世。

梅尧臣的事迹记载在宋史本传上，李陶山名一元，曾任江西巡抚，明朝嘉靖隆庆年间有“四君子”的称号，一元是个清正廉洁的君子。现在的县令王人鹏，字友梅，是霍邱人，主政我县已经七年了，老百姓很爱戴他，虽然籍贯属同省但比照过去的例子还是可以留任的。现在县里议这事的乡绅有赵鎔、胡之桢、郑起枝、徐傳书、郑曾传等人，余者也就不一一列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