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与建德周氏四代交谊考
A Study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German Missionary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and Four Generations of the Zhou Family of Jiande, Anhui Province
李雪涛 孟繁之
【提要】 本文以中文、德文的文献资料为线索，对曾将大量中国经典翻译成德文的新教传教士卫礼贤与建德周氏四代人的交往做了详细的考察与梳理。卫礼贤与周馥、周学熙、周叔弢以及周一良四代人的交谊时期，正是晚清以来中国新旧世纪交替的“鞍型期”，只有将他们之间的关系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以及互动网络体系之中予以体察和认知，方能更好地理解卫礼贤及周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特殊地位。希冀本篇的研究，能够补充学者在建德周氏研究方面的一些缺失，也能为晚清以来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研究提供一个全球史视角的个案范例。
【关键词】 卫礼贤 周馥 周学熙 周叔弢 周一良 鞍型期 全球史
由于建德周氏在政界、商界、学界的重要地位，[1]坊间有很多相关的书籍，大都是对周氏人物在以上几个方面“事迹”的探寻和论述，很少见到同时代与周氏四代均有交往者对周氏的直接描述。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青岛期间，与周氏四代均有交往，且一段时间过从甚密，并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多有提及。本文拟以卫礼贤与周馥、周学熙、周叔弢以及周一良四人的交谊为线索，钩沉出一些迄今研究者未关注的一些内容，并指出他们交往的时代正是新旧世纪交替的“鞍型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卫礼贤及周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特殊地位。
卫礼贤（尉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出生于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早年他接受过系统的新教神学训练，后于1899年被同善会（AEPM, Allgemeiner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派往被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传教。1901年卫礼贤在青岛改建了由同会之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创立的学校，名之为“礼贤书院”。由于办学有功，1906年清政府赏给他四品顶戴。除了教会和学校的工作，卫礼贤在青岛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来翻译中国的经典：他同前清遗老劳乃宣共同研究了《易经》及其他儒家、道家的经典，并将这些中国文化典籍的大部分译成了德文，交由当时设在莱比锡的奥伊根·迪德里希斯（Eugen Diederichs）出版社出版。[2]一次大战结束后的1920年夏天，卫礼贤回到德国，次年年底，柏林外交部又任命他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这次在北京的逗留使得卫礼贤有机会跟“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分子如蔡元培（1868—1940）、胡适（1891—1962）等建立了联系，1923年10月起他在公务之馀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开设讲座。在中国度过了25年的光阴后，1925年卫礼贤回到法兰克福，在那里他创办了中国学院（Das China-Institut），以介绍、研究中国文化为目的。在此期间，他还创办了《中德季刊》（Chinesische Blätter，后更名为《中国学报》[Sinica]），影响垂深。1931年，卫礼贤去世，享年不到57岁。
卫礼贤一生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中国典籍的德译。他先后翻译了儒、道等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经籍，这些译本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迅速进入德国思想界主流之中，影响到了当时德国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卫礼贤同中国学界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早在他在中国逗留的日子里，就与前清遗老、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健将们建立起密切的往来。
卫礼贤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中国文化所持的态度。他于1926年在德国出版的《中国精神》（Die Seele Chinas，或译作《中国心灵》）中，[3]特别对西方人在中国人面前所表现出的傲慢态度进行了批评，他指出：
如果我们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指中国人——引者注），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既不为了金钱，也不为剥削他们的劳动，或者不会由于想让他们得到永恒的幸福而让他们改变信仰，不让他们加入某一陌生的机构而使其感到更加难堪的话，那么我敢说没有任何民族会比中国人更友好、忠诚、亲切的了。[4]
在卫礼贤看来，欧洲人只有深入中国人内心去体验他们的情感、思维，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他们；而在中国人一方，由于他们感到自己被理解、悦纳，从而会感到满足、愉悦，对尊重他们的西方人也会予以友好的回馈。
卫礼贤接着写道：
在欧洲人面前具有这样的认识，无疑并不容易，因为当时存在着另外一种普遍的看法。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寻求坚持我的观点，我遇到的就是周围人的神经过敏。欧洲人确信，高一级的欧洲文化理应受到保护，从而不受黄祸的侵入，但这些人却没有注意到，情况正相反，他们实际上处于攻势之中，竭尽全力将东亚的伟大文化彻底地毒杀在萌芽状态。因为即便是文化也可能为致命的境遇以及强烈的影响所毒杀。[5]
自大航海以来，西方世界一直认为自己才是文明的民族，有责任和义务推广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种文明布道的使命感在19世纪达到了极致。他们认为他们为世界的蛮荒之地带来了安宁，向“野蛮人”传播了“文明”的制度和标准。这一切的前提是，欧洲人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具有优越性。[6]而卫礼贤却常常设身处地地从中国人的角度来思考当时欧洲人的普遍看法，从而提出往往异于当时“主流观点”的卓见：他认为在欧洲所流行的对中国人形成的先入为主的负面观念，并不能够代表中国人就拥有这样的特质。
此外，卫礼贤也发现那些懂汉语的西方人在中国所得到的青睐和重视。他写道：“如果德国人能用中国人的母语跟他们交谈的话，许多造成民族间分离的误解就会完全自行消解。”[7]我们认为这也是他在中国能取得巨大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时许多的危机都仰仗于卫礼贤那娴熟的汉语口语和淹博的中国文化知识而得以化解。
卫礼贤对基督新教的传教方式也有他自己的独特认识，他强调自己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传教：
因此对我来说更为正确的是，让自己满足于一种按照基督教的原则而过的简单生活，通过学校和医院来影响别人，同他们一起生活，建立起内心的联系，在其中我听任于从中出现的圣灵的作用。在一个拥有自己文化的国度，教会只能由其自身来建立，而不能有外人来领导——这些人常常仅仅受到过低等的社会教育，并且不懂得礼仪，不知道诅咒自己的低贱。因此我在中国没有为一个人施过洗礼，并因此也许更加近地深入到了中国人民的本质之中。并且我从来没有过因为追随者们不情愿的皈依基督教而与之发生过冲突。[8]
卫礼贤并不认为单方面地强迫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是一个好的传教方式，传教的前提在于了解双方彼此互补的认知。卫礼贤本人在中国传教却没有归化任何一个中国人，而他本人也对此引以为荣的事实，表明他对儒家思想的赞许，他后来进而以儒家思想代替了他的基督教信仰。1927年他在“智慧学派”的年会上作了题为《中庸之人》（Der Mensch als Maß und Mitte）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声明，那个“我们年轻时就被告知的”、人格化的上帝已经死了；人不受上帝的支配，而是作为包罗万象的宇宙结构的一部分，处于“天”地之间；“神”就存在于人的本身——但不在个体之中，而在“灵光闪现的全人类”中，也就是在“人类”的“仁”当中。很明显，卫礼贤是用另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即儒教，来代替他失去的信仰。[9]
1911年辛亥革命后，大批的前清贵族、官吏、学者纷纷离开京师和各官衙署，避居在各地外国租界内。同样在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也有很多前清贵族、大臣前来“避难”。德国殖民当局出于对君主政体的认同，允许这些王公大臣们在欧洲人居住区置地居住。从而使得青岛成为了当时前清遗老遗少聚集的重要地之一。
晚晴灭亡之前全国有九位封疆总督，当时在青岛定居的就有七人。[10]在青岛的王公贵族中还有恭亲王溥伟（1880—1936）等一时亲贵。有关青岛当时的情形，卫礼贤在《中国精神》中写道：
当时在青岛居住着大臣、总督、巡抚，各式各样的高官、学者和大实业家，中国式精神生活的波涛拍打着迄今依然荒凉的海滩。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学术的联系出现了，在来自长江流域商人行会“三江会馆”富丽堂皇的房间里，定期举办各种大范围的聚会，来自中华帝国所有部分的学者和官员都来参加，从蒙古和西部遥远的甘肃一直到最南部的云南省。这些在精神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从各处汇聚到了一起。除了定居在青岛的人之外，还有一些著名的人物来此作或短或长的逗留，这样当时的青岛便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巅峰时期古老文化的机会，除了青岛，在整个中国不会有第二个地方。[11]
曾任京师编译馆主纂、资政院参议等职位的陈毅（1873—1929），在1913年为刘廷琛（1867—1932）题的《潜楼读书图》五律，诗后自注云：
青岛、天津、上海间，遗臣多居之，而青岛号最盛。大学士、军机大臣，尚、侍、督、抚皆备。……忆去岁有人欲作《青岛寓公记》者，是亦《永嘉流人名》之类耳。[12]
可见当时的青岛的确热闹非凡。
这些前清遗老中有很多是以前的高官或著名的学者，他们的言谈举止等一切无不显示出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蕴。1913年，卫礼贤在青岛成立了“尊孔文社”，后据他的夫人萨洛莫·威廉（萨美懿，Salome Wilhelm，1879—1958，娘家姓Blumhardt）所写的回忆录《卫礼贤——中欧间的精神纽带》，“尊孔文社”的成员有：当时已经78岁的周馥，其子周学熙，其孙周叔弢；大总统徐世昌（1855—1939）及其兄弟徐世光（1857—1929）；两江总督张人骏（1847—1927）；民国后任奉天都督的赵尔巽（1844—1927）；以前的驻莫斯科公使、后任外务部尚书的吕海寰（1842—1927）；最后任军机大臣的吴郁生（1854—1927）；李鸿章的幕僚于式枚（1865—1916）；李鸿章的公子李经迈（1876—1938）；学部副大臣刘廷琛（1869—1932），后来在张勋复辟时起了作用，在某一版《清史稿》他的传记后，附有卫礼贤和以往法部右侍郎王垿（1857—1933，原文误作“外务部右侍郎”）的传记资料；以往的学部左侍郎、驻日大使李家驹（1871—1938）；著名书画收藏家、道台萧应椿（1856—1922，按即周叔弢的岳丈，周一良的外祖父——引者注）；李鸿章的外甥，曾编纂过多种道教书籍的张士珩（1857—1917）；周馥的德文秘书李寿仁（原文作：Li Schou Jen）；[13]曾任学部副大臣的劳乃宣（1843—1921）；李鸿章的外孙张志潜（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1896—1953]的兄长——引者注）；以及翰林院编修商衍瀛（1869—1960），等等。[14]
卫礼贤在谈到“尊孔文社”的工作时写道：
我们那时的想法是为了未来拯救那些已经处于极度危险状态下的中国文化的瑰宝。通过翻译、讲座以及学术出版的方式，在东西方的精神领域建立起联系，并进行合作。康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了汉语，中国的经典也被翻译成了德语。我们希望，在远离中国革命风暴的青岛能够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青岛位于山海之间，悠闲宁静。[15]
可见，“尊孔学社”的工作并不仅仅局限于在世界范围内传扬孔子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要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设起一座交流的桥梁。因此卫礼贤也将翻译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著作作为学社的重要工作之一。只可惜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计划的很多部分都搁浅了。
周馥（1837—1921），字玉山，号兰溪，[16]咸丰末年，因避太平军战乱，山居九年后，辗转到省城安庆。同治元年（1862）春，李鸿章（1823—1901）组建淮军，周馥应募，深得李鸿章赏识，即“招往办文案”。从此，他跟随李鸿章打太平军、平捻、剿乱、治水，筹办军务、洋务、海防及对外交涉，“风雨龙门四十年”，《清史稿》称“北洋新政，称盛一时，馥赞画为多”；[17]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时李鸿章犹健在，古文家吴汝纶为傅相“辩诬止谤”，编辑《李肃毅伯奏议》（《李文忠公全书》之早期简本，光绪二十四年石印刊行），尝特别写信给周馥，说：“其中盖多执事底稿，以其有关大计，正不必尽出合肥之手。”[18]均可见周馥是整个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也是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及诸项大政的“硬里子”。诸生出身（还不是秀才）的周馥最后官至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这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十分少有。这同时也体现了李鸿章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魄力。[19]
天津同样是周馥的发祥之地，1885年夏他在出任津海关道时，奏请筹建天津武备学堂，为北洋集团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第二年春，他又与盐运使李桢一道在天津设立了集贤书院，广延天下英才。同年六月，周馥又创立博文书院，在上李鸿章的禀文中他写道：“讲西学者原在实用，非徒取语言文字，而必自语言文字始。为今之计，似宜在沿海地方多设书院，讲求中西之学。”[20]可见，博文书院不仅教授西方语言，同时也讲授中西之学，这是真正意义上的Foreign Studies College。
《辛丑条约》签订后，一连串的内外打击使得清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清政府感到改革的迫切，正式发出上谕，开始推行新政。新政包括改革官制、整顿吏治、奖励工商、改革学制、编练新军、派遣留学生等各个方面。当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1859—1916）主动推行新政，并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向朝廷提出了筹办新政的十条措施，包括整顿吏治、改革科举、振兴实业、增强军备等等，山东顿成了全国最早推行新政的地区。但当时袁世凯所做的仅限于扩编新军、推行西学、整顿商务等几项，其馀的都是他任直隶总督之后逐步推行的。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周馥升任山东巡抚，并加兵部尚书衔。当时青岛已被德国占领，济南与青岛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青岛的德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由于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造成的冲突不断，之前的山东巡抚李秉衡（1830—1900）和毓贤（1842—1901）所推行的是与德国当局对抗的政策，特别是后者更是极端的排外官员。1899年底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后，强硬的政策方有所改变。袁氏认为应当以灵活的方式来应对德方各方面的挑战，他反对盲目“仇教排洋”的所谓爱国举动，认为应当了解国际关系的一般准则，按照国际惯例处理争端。这也成为了他具体实施清政府新政的前奏，这一做法稳定了山东的局势。
1902年秋天，卫礼贤诣访济南府，拜谒刚刚上任不久的周馥。尽管周馥在本年四月就已升任山东巡抚，但由于必须留在天津处理撤销各国都统衙门、归还津渝铁路等事件，一直到七月份方抵济南接印。萨洛莫的回忆录中记载说，卫礼贤到济南的目的是为了与巡抚商讨礼贤书院的学生能进入山东大学堂继续深造的事宜。[21]山东大学堂系周馥之子周学熙于1901年受当时巡抚袁世凯委托，在济南泺源书院的基础之上所筹办。周馥在山东上任后，更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育改革，在山东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包括了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师范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等。周馥的这些举措及良深用心，他“以学堂固为造就人才，尤冀广开风气”，意在“敦崇实学，以端趋向；广置图书，以开智识；采阅报章，以扩见闻；讲习师范，以宏造就”，并剀切晓谕：“而其要，尤在于多设学堂。须知学堂之设，较积谷善举为尤急，视迎神赛会为有用，扶弱起衰，实为力求自强之要举，并非别行新政以扰民。”[22]是他将近现代教育引入了山东。
与卫礼贤晤面后，以严厉著称的周馥同意了卫礼贤的请求，亦即允许礼贤书院的学生在通过考试后进入大学堂学习。在周馥接见卫礼贤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由于手下忘记告诉卫礼贤接见的具体时间，他们只能满济南城地去找他，致使周馥白等了两个小时，对此这位巡抚大人当然很生气。不过整个的会谈还是相当成功。[23]此外，由于当时的山东大学堂除了“政学”（包括：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法制学等课程）和“艺学”（包括：算学、天文、地质、测量、格物、化学、生物、译学等课程）之外，还设立了英、法、德、日四国语言文字，因此校方希望卫礼贤能留在那里教授德文，周馥本人也希望如此。如果来济南的话，对卫礼贤来讲他必须放弃青岛和高密的事业。最终他还是没能应邀到山东大学堂任教。[24]但无论如何，卫礼贤建立了青岛与济南方面的联系。
1902年底周馥到胶澳访问，他需要及时处理持续已久的德占青岛问题，展示清政府的基本态度，通过外交之力推行“相维相制”与“观摩受益”的务实策略。这同时也是他对卫礼贤之前访问济南的回访。而周馥自定年谱对此次青岛之行记述甚略。按照周馥所上密折，此次访问是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1902年11月28日）开始，从小清河出海至烟台；十一月七日（12月6日）至威海卫，初八日（12月7日）至胶州，二十一日（12月20日）回到济南。[25]在奏折中周馥对德国在青岛的经营野心很是忧心，他对德国方面正在进行的建设项目和巨额资金投入都做了详细的报告：
德人经营不已，土木之工日数千人，洋楼大小，几近百座；修街平道，种树引泉，以及电灯、自来水、机器厂等，德国岁拨银三四百万两。此外，建筑码头，修造船坞、炮台，闻估工需一千数百万两，大约三五年后始能粗备。[26]
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得出，德国人已经在胶澳进行名符其实的殖民经营了。周馥认为，德国方面努力建设青岛的目的在于：
窥其意旨，以振兴商务、开采矿产为本，而以笼络中国官商为用。深谋远虑，愿力极宏。在我视为租界，在彼已视若属地。[27]
作为清政府的官员，这最后的两句是周馥万万不能接受的，但以往李秉衡、毓贤的对抗政策也是不可行的。周馥指出具体的“内修戎政，外固邦交”的策略：“华商寓居界内者，彼援条约原文，归彼治理，难以辩驳。此事万无抗拒之理，惟有讲求工商诸务通功易事，与之相维相制，而因以观摩受益。尤应内修戎政，以备不虞，外固邦交，以联情谊。”[28]这些灵活有效的务实措施，在周馥山东巡抚任的两年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周馥是德国占领胶澳后第一位访问青岛的中国官员，打破了山东巡抚与胶澳总督之间过去没有直接往来的局面，且他真正实地对德占青岛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周馥在与德国第四任驻胶澳总督特鲁泊（Oskar Truppel，1854—1931）见面时，同样表达了他对租界和属地的看法。特鲁泊对周馥在正式的接风晚宴上的说法——“即便青岛这块土地租借给了德国，但仍然属于山东”，[29]当然是难以接受的。不过，周馥的说法是有其根据的。根据1898年3月6日中德签署的《胶澳租借条约》的第一款之规定：“允许离胶澳海面潮平周遍一百里内，系中国里，准德国官兵无论何时过调，惟自主之权，仍全归中国。”[30]周馥据此认为，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是与《条约》相背离的，他们的真实意图是要将“租界”变为“属地”（殖民地）。周馥清楚地认识到，“然胶固租借，有限期，非香港割地比也”；“庚子而后，德势日张，益视山东为己物，府君（周学熙、周学渊、周学煇对已故父亲的敬称——引者注）至，外与德总督都沛禄相亲，内则守条约，龂龂不肯逾尺寸。”[31]为了保证青岛中国人的利益，周馥指出了设立领事馆，派遣官员到青岛常驻的必要性。周馥在密折中还提到他已经派人到青岛的中国人中重建保甲制度了：“胶澳事最繁杂，更防莠民滋事，拟派明干之员，于租界以外，清查保甲兼办交涉……”[32]他认为，这样方可以保护中国人不受德国当局的无端指责。1928年，袁荣叟在其编纂的《胶澳志·沿革志·德人租借始末》中更清楚地指出了“租借”与“割让”的区别：
在德国人心目中视租借同于割让，德国国际法学者斯忝皆尔博士指为“蔽以面纱之割让”。然此乃彼爱国一念之私，故为此曲解耳。……又如中国人民之住居于胶澳租界，亦规定以租约以为根据，非仅受德国法律之单纯支配。凡此，皆所以证明租借之不同与割让。[33]
周馥此次胶澳之行，不仅访问了在青岛的中国商人，询问了他们的一些情况，同时也考察了礼贤书院。由于时间有限，他没有办法观看学生们的演出，他希望组织一次有奖作文比赛，学生们对此兴奋异常，他们从上午9点等到了下午5点。最终周馥向优胜者颁发了150元的奖金。[34]卫礼贤在回忆录中写道：
随着岁月的流逝，在青岛和内地建立起了一些联系。敌对的氛围在德国占领了中国青岛之后就感觉得到，济南府的山东巡抚和青岛的德国总督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的交往，后来这一氛围却消失了。中国巡抚周馥打破了禁令，亲自到青岛进行了一次访问。他的行事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亦即双方都能够通过相互信任和良好意愿而非不信任和彼此孤立而能够获得更多。……当周馥巡抚到来时，他那率真的坦诚和开朗的幽默态度很快驱散了人们心中的疑云。青岛和济南府之间开始有了友好的睦邻交往。[35]
卫礼贤对周馥的此次访问及其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胶澳志》1902年的大事记对此的记载为：“十二月，周馥莅建巡视，与胶巡托尔柏尔相酬酢，并召集华商温语宣慰。是为山东巡抚出巡胶澳之始。”[36]可见周馥一改之前山东巡抚与胶州湾的德国当局不接触的政策，积极通过外交渠道与德国总督建立友好关系，并主动建立了通商口岸。这些措施对于缓解当时中德双方的紧张关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37]
初到青岛的周馥一定感触良多，他在《过胶州》诗中写道：“朔风雨雪海天寒，满目沧桑不忍看。列国尚尊周版籍，遗民犹见汉衣冠。是谁持算盘盘错，相对枯棋著著难。挽日回天宁有力，可怜筋骨已衰残。”[38]因此，德国强占青岛对周馥来说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在诗中，他所抒发的情感是实地考察后对青岛现状的悲伤和无力。周馥既不甘心束手，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跃然纸上。雨雪交加的旅程，已令人惆怅，满目的沧桑，更使人伤怀。在诗中，仿佛可以看到周馥见到在租界里卖苦力的同胞时背过身去潸焉出涕的情景，在自己管辖的土地上竟让处于艰难困苦的百姓为洋人卖命，多让这位父母官痛心！此诗色彩哀怆。跟随李鸿章打拼多年的周馥，当时已经66岁，他切实地感到自己跟大清的国力一样不断在衰委，年轻时的壮志已难伸，但他依然愿意在衰残之年为青岛的中国人争取权益。
周学熙、周学渊、周学煇在《先考玉山府君行狀》中提到此诗时说：“[府君]尝冒雪赴胶入青岛，悲怆时局，托诸咏歌。”[39]并记述了一件与此诗相关的轶事：
当时日本公使高平见其诗悲凉郁塞，感叹久之，译呈美总统罗斯福，且曰：“胶为租界，有年可稽。周某之诗，‘列国尚尊周版籍’，非虚语也。”罗深韪之。于是列强公论日张，德人之势寖减，论者益叹此诗之作有深识焉。[40]
这位曾任日本驻上海领事，后驻纽约领事、华盛顿大使的高平小五郎（1854—1926），在1905年也促成过日俄双方在美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按理来说，他与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1901—1909年美国第26任总统）是能说得上话的。对于这位老罗斯福，中国人也并不陌生，他于1907年底在年度咨文中曾要求国会授权减免和取消庚子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部分，将多馀的部分用于资助中国的教育和留美学生之费用。如果说上述这则轶事属实的话，也是列强之间的争斗，但不管怎样，周馥对青岛作为租界的认识是准确的。
此外，当忠诚于德意志皇帝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P. W. Richthofen，1833—1905）在山东发现了煤矿资源后，德意志帝国就想把这块土地变成其太平洋舰队的加煤港口。当时修筑胶济铁路的目的即在于掠夺山东的矿产资源。周馥上任时，胶济铁路距离济南越修越近。为了应对德国在山东的垄断，也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寻求机遇，1904年5月1日，周馥与当时已升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起草了《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为添开济南潍县及周村商埠事奏折》，促成了济南潍县和周村开埠，使山东的利权不至于为德国人独占。这一举措有效钳制了德国的扩张势力，周馥同时请求政府在胶济铁路、矿山购买华股，以挽回铁路权、矿山权。《胶澳志》记：“又以胶济铁路概无华股，由山东省库筹款二十五万两，购回路矿股分各三十万马克。”[41]结果是：“德人意沮，自撤胶济路兵，还五矿。”[42]
1904年，周馥由山东巡抚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1906年“调补两广总督”，粤督任上，前后不过六阅月，半年光景，1907年四月即奉旨“开缺”。时周馥已过七十寿，以年老多病，复因朝政变幻，奏请回籍就医。[43]辛亥革命后的1911年11月，七十四岁的周馥与子孙们避居青岛，准备在此安度晚年。[44]他在1912年初《青岛元旦》一诗中写道：“老死胶东吾愿足，唐虞自昔有遗民。”[45]周学熙为父亲在青岛安徽路和太平角购置了两处别墅，越年并在青岛东乡于村下河山场买了一片“吉壤”，可见当时周馥确实是想在青岛颐养天年了。[46]这期间周家与卫礼贤交往甚密。1913年在青岛成立“尊孔文社”时，卫礼贤曾请周馥推荐一位中国学者主持社务，周馥遂推荐了劳乃宣这位饱学之士，他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总在世界面前蒙羞，是因为外人没有遇到真正的国学大师。卫礼贤《中国精神》记周馥语云：
你们欧洲人总是只在中国文化的外围使劲，你们之中没有谁理解其真正的意义和确实的深度。其中的原因在于，你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中国学者们的帮助。你们所认作老师的是已经被解了职的乡村私塾先生，他们仅仅了解表面的东西。因此在你们欧洲有关中国的论述大都是愚不可及的东西，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果我给您找到一位真正能根植于中国精神的老师，他会引导您进入中国精神的深处，不知您意下如何？这样您就能翻译一些东西，其馀的自己来写，中国也就不会不断在世界面前蒙羞了。[47]
卫礼贤所记的这一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周馥认为只有跟随根植于中国精神的国学大师，外国人才能真正领会中国文化的深层意义；其二是周馥希望卫礼贤不仅仅只是翻译，同时也通过自己对中国精神的理解，“自己来写”，让中国文化不再蒙羞于世界。
这里也要提到周馥撰于1909年，最能展现其思想的《负暄闲语》。[48] 在这部书中有周馥与外国传教士（耶稣教士、西教士）的对话。如周馥回应“耶苏不拜君亲，岂非背礼”时，回答说：
中国古时席地而坐，俯首即拜。礼有君拜臣、母拜子之文，不为异也。闻耶苏当时，民人有拜火、拜日月、拜鬼神者，迷罔不知所主，故劝人专拜上天，他神可敬不必拜，亦非以不拜为不敬也。后世传教士，欲变他国宗教而从其礼，失耶苏劝人随俗阐教之意矣！[49]
从以上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周馥对《圣经》的内容非常熟悉，正因为此，他才能与包括卫礼贤、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等在内的新教传教士就有关基督教信仰进行对话。李提摩太这位英国浸礼会（BMS）的传教士，曾任梁启超的秘书，并创办山西大学堂，他认为周馥是第一个对基督教兴趣浓厚的朝廷高官。[50]再如有耶稣教士博览儒书，对周馥说：“孔教我极佩服，无闲言，惟有一二可疑。如《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岂以国家大事不欲使之知耶？”周馥回答道：“此谓民愚难喻，非不欲使之知也。朱子注甚明。”耶稣教士又问：“‘以直报怨’，似有流弊？”回答：“此答‘以德报怨’者。观孔子‘犯而不校’、孟子‘横逆不问’之语可知矣。”又有耶苏教士问：“孔子书宜读，但于西国治国之道、谋生之术尚有未尽，似应读天主书补之。”答：“资生之术，因时而进，天不爱地，道不爱宝，孔子何尝禁人谋生？《大学》言‘生财有道’，颇阐其理，若论其事，非简册可尽。中国自昔专重农功，略于工商，此为时代限之，习俗囿之。若谓‘四书’中无声光化电之学，试问耶稣书中亦何尝有此语？”《负暄闲语》记：“教士哑然大笑。”[51]只有对《圣经》和儒家学说都了解的饱学之士才能让一向善于雄辩的传教士对其回答“哑然大笑”。周馥一生之中所接触的传教士有限，这里的“教士”即便不是卫礼贤，也是以他为代表的新教传教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周馥移居天津，先暂住杨桥，后搬入周学熙为其在英租界孟庄三多里建造的一座中西合璧的住宅中。周馥在《至天津》一诗的题注中写道：“时德奥与法、俄、英、塞四国抅战，风闻日本将攻青岛，全球几震。青岛戒严，遂避天津。”[52]此后经阅年所，1919年夏四月，“五四运动”之际，周馥回思曩日青岛岁月，嘅惜“人生梦幻，原无足道，特是世界沧桑，家室飘摇，遗老且尽，未卜升平何日，是则诸老心中所惓惓不能忘者也”。[53]再之后，除短暂返乡回籍祭扫，或临时避居他所，周馥在天津一直住到1921年病逝。
周馥的第四子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号止庵，是中国近代实业家，一生创办直隶工业局、银元局、官银号、中国实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启新洋灰、滦州煤矿、华新纱厂、耀华玻璃等民族实业，与南通张謇（1853—1926）南北齐名，世称“南张北周”，被目为“北洋实业之导师，民国财政之权威”、“中国北方的实业巨头”。周学熙最初在浙江为官，后为山东候补道员。1901年他入袁世凯幕下，“札委总办山东大学堂”、“总办银元局”，主持北洋诸实业，是袁世凯推行“新政”最得力的助手，入民国曾两任财长：1912年7月至1913年5月，周氏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为袁世凯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1915年3月至1916年4月，周学熙再任财政总长。卫礼贤在《中国精神》中曾对赋闲在青岛的这位前财政总长进行过一番描述，这应当是周学熙1913年5月财长第一次卸任到1915年3月再为冯妇之间的一段相对安闲时光：
另外一位著名的人物依然是那位前财政总长。他将高贵且迷人的举止与冷清且清晰的观察融于一身。他在新的中华民国处于艰难时刻，通过筹措一大笔的贷款而为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也因此经历了无休止的困难的谈判，其中也有诸多不愉快。而这些由于他文雅的审慎态度，外人从他那里看不出任何端倪。他拥有杰出的组织才能。之所以要从他那显要的位置上退下来，退居到青岛这一平和安定的地方来的原因在于，他在北京的工作中几乎找不到有教养的人。[54]
周学熙在自叙年谱中也称：“［1913年］五月十四日，余以借款告成，忧劳成病，引疾辞职，即日东赴青岛。先是二月间，已遣眷属由津移青，侍养吾父，至是余亦东归。”[55]实际上，更直接的原因是由于巨额的“善后大借款”是以国家的盐税作为担保，遭到众多非议，由以致使他下台去位。[56]
在《中国精神》中，卫礼贤记录了当时他同这位卸任财政总长的谈话：
话题从中国的情况转到了世界的普遍局势。财政总长认为，军国主义就像吸血鬼一样，威胁着要吞噬人民的所有力量。“孔子伟大的地方在于，对他来说建立国家秩序的第一要义在于考虑到精神的价值。国家是为了人民的意愿而存在，奉行或不遵循这一基本原则会决定国家的兴衰。在欧洲存在这样一种危险，由于相互间的误解，而将保卫国家手段之一种的军队，不仅会吸干国家的力量，同样也会仅依据人们为军事目的能力来判断其价值。如果中国也掉入这一漩涡的话，那将是不幸的。因为如果西方人民由于货币充足而走上了这一错误之路，一段时间之内不会有重大损失的话，那么中国通过在资金方面格外节省以及格外重视人才才能得以拯救。”[57]
周学熙的一生主要从商办实业，民国后两度从政当上了财政总长，他所经营的实业大都为官督商办。尽管受到西学和实业救国的巨大影响，但他从根本上是遵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洋务派理论主张的，即以中国传统价值观为根本，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具体文化措施为用，很少对道统产生怀疑。从他同卫礼贤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出，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发扬其精神价值，并且不被卷入战争的漩涡。周学熙的一生充分体现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的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58]1901年，周学熙在协助袁世凯创办山东大学堂时，在课程设置上即遵循了张之洞的这一原则，如《周止菴先生自叙年谱》“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三十七岁”条记云：
奉上谕：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是为中国开办大学之始。余奉命后，订章程，聘教习，所有功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校风甚饬。重印《中学正宗》，又采各家所译西文格言及科学理化之论，成为《西学要领》一书，以授学子，使端趋向而重实学。[59]
周学熙认为，纲常乃中国文化之基础，是保障社会秩序和社会意识不受动摇之根本，西方的工艺、实学等，仅可作为巩固圣道的工具而已。这一思想影响深远，几十年后陈寅恪（1890—1969）依然认为自己的思想（政治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60]换句话说就是不出于曾国藩（1811—1872）和张之洞（1837—1909）的“中体西用”思想。
卫礼贤对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看法也有类似之处，他指出：“但是对欧洲来说，出路将在于：发挥我们所需要的自省的作用，除了外在因素——物、技术、机构——之外，还要让内在因素——人、生活艺术、有机组织——重新成为关注的焦点。这就是我们所必需的东方之光。”[61]周学熙花甲之年之后便不再管理各公司事务，“以年近六十，精力就衰，时事又多变幻，殊非老朽所能周旋”，毅然辞去了在各个企业中所担任的职务，隐居天津，将馀生精力放在教育子孙方面，以期不堕家声。[62]师古堂刻书局从1930年设立，至1936年结束，六年间共选刻《师古堂丛书》五十馀种，并编辑了《圣哲学粹》、《古训粹编》、《止庵家语》诸书。读《止庵家语》，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受到过近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所强调的依然是以纲常名教为根本的儒家传统，俨然一位接续道统的老夫子。1905年曾随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杨寿枬（1868—1947），在为《止庵家语》撰写的序中称：“近代青年学子，误染欧风，以旧道德为迂，世道人心，江河日下。吾尝历聘欧美，与彼国通儒硕彦游，聆其议论，大抵崇伦理、敦信义，……而于吾国孔教，莫不信仰推崇，以为与耶教博爱之旨相合，然后叹圣贤之道亘古今、贯中外，此心此理无不同也。”[63]可以看到，作为推行“新政”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一直是周学熙思想的出发点。
周叔弢（1891—1984），名暹，一名明扬，后以字行，晚号老弢、弢翁，系周馥长子周学海（1856—1906）之第三子，周学熙为其四叔。周叔弢的早年生活，据其晚年自述，很小即已受到西学的影响。[64]周叔弢于1912年随祖父至青岛，曾就卫礼贤在青岛开办的“礼贤书院”学习德文。1913年，周叔弢与卫礼贤共同翻译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人心能力论》。[65]此书的德文原题为：Von der Macht des Gemüths durch den bloßen Vorsatz seiner krankhaften Gefühle Meister zu sein，可以译作《论情感的力量，单纯透过意图掌控病态的情感》。这本小书实际上是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1797年答复普鲁士枢密官、国王私人医生胡斐兰（Christoph W. Hufeland，1762—1836）教授的信件，当时康德已经73岁了。1796年12月，胡斐兰教授曾将他的著作《延长人类生命的艺术》（Von der Kunst, das menschliche Leben zu verlängern, 即译本中所谓《长生术》）赠送给康德，次年年初康德给胡斐兰回了这封信。在信中，康德主要是以近代的科学知识对长生术的一些常识，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了阐述。
有关此书的翻译情况，张士珩在《译刊德儒康德人心能力论序》中讲述了译本的分工情况：“德人尉牧师礼贤取是论重译之，建德周叔弢笔述之，桐乡劳玉初先生审定之，而属序于余。”[66]后据周叔弢次子周珏良的回忆：“尝闻先君述译书经过云：彼时初学德语，全依助字书，常孜孜不息至于午夜。脱稿后请劳玉初先生乃宣润色文字，再由尉氏勘定。盖尉氏从劳玉老学我国经书，精通中文也。”[67]劳乃宣并为这一译本写了跋。在跋中，劳氏简单叙述了翻译和润色的经过：“岁癸丑，以尉君之招客青岛，尉君方与周子叔弢译德儒康德氏《人心能力论》，属余修饰而润色之，至次年春而卒业。”[68]综合以上三人的说法，这部书实际上是由周叔弢借助于词典翻译的，翻译完了之后由劳乃宣审定，由卫礼贤勘定，最后由张士珩作序。按“癸丑”为1913年，而次年当为“甲寅”，也就是说整本书是在1913年至1914年春翻译完成的，劳乃宣将之润色一遍，最终由卫礼贤定稿。[69]是书1914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至1916年8月，已刊出三版。
熟悉卫礼贤中国经典译本的人都知道，卫礼贤的翻译实际上是以两种方式重现中国思想的：一方面采取一种尽可能按照字面意思的、仅仅依据汉字本身所表达内容的翻译；另一方面采取一种更多属于改写的、适应德语习惯和德国思想内容的翻译，这样一来，自然同时也就成为了一种解释。只可惜，他在与周叔弢合作翻译康德的时候，并没有使用这一方法。
作为第一本康德著作的译本，卫礼贤、周叔弢为什么要选择翻译这样一本学术随笔呢？在康德的著作中，这本书的篇幅不长，而其养生的内容最接近儒家思想。在一种完全异质的思想传入的时候，最初需要与之相类似的思想作为铺垫，早期佛经接近道教方术的译本以及基督宗教儒家化的译本，无不说明了这一点。卫礼贤自身也以儒家学说附会康德思想，劳乃宣在跋中称：“尉君言康氏之学与吾孔孟之道什九相合，此书其一斑耳。”[70]
这本小册子是康德回复胡斐兰教授的有关养生长寿之法的回信，其根本的道理是精神决定身体，这一点是跟儒家的养生、修身思想一脉相承的。孔子提出“修己”，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71]后来朱熹又将“修身”作为“大学之道”的重要一环——将道德修养与治理国家相结合并予强调：“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72]儒家对于道德修养的高度重视是与康德伦理学有着共通之处的。在译文中，译者不仅仅将康德的思想与儒家相互发明，同时也与道家、佛教思想相互阐发。
两位译者选择这本书，很容易抓住其中心议题，又容易与中国原有的养生思想互为表里，这样由浅入深，再接着逐步翻译康德的其他著作。这样的设计，是有其合理性的。据周叔弢晚年自述：
1909年母亲在扬州去世，我所患肺病亦渐趋好转。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随全家自扬州迁往上海，时祖父亦到上海。1912年随祖父至青岛完婚，娶妻萧氏。1913年初得子一良，但萧氏旋以病故。这时，清末遗老以作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为世外桃源，为逃避革命而麇集于此。我到青岛后，即从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习德文，每天要记二十多个单词，其间约十个月。一良亦托于卫家，以得照拂。卫在中国长期居住，精于汉学，曾把不少中国古典，如《论语》、《孟子》、《韩非子》等译为德语。卫对我说，德国的康德像中国的孔子一样，是德国的孔子，如果能译成中文，比德文还好懂，于是同我商量先试译康德著作。我们选择了一篇康德致友人书，由卫礼贤口译，我笔录，并请劳乃宣润饰译文，名为《人心能力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二本书已选定翻译康德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进攻青岛，我便举家迁来天津居住，至今已近七十年。[73]
国家图书馆藏《康德人心能力论》1987年影印本，卷末周珏良跋亦说到，“［先君］拟以译此书始，次及康德传，然后及其三大批判书”；“当时尉氏曾曰：‘以此译视之，《纯理性批判》如以中文译出，或竟较原文易读也。’”[74]遗憾的是，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卫礼贤被迫回国，周叔弢也转而从事“实业救国”去了，从而中断了译书的文化事业。[75]后来周叔弢成为了大实业家，著名古籍收藏家、文物鉴藏家。
周叔弢的长子周一良（1913—2001）也曾对父亲与卫礼贤共同翻译康德的著作有过回忆，他在写于1984年3月《怀念敬爱的父亲》一文中追述说：
辛亥革命后，他（周叔弢——引者注）随同我曾祖父住在青岛，结识了德国牧师卫礼贤。卫礼贤原是想用基督教来“拯救”炎黄子孙的“灵魂”，来华以后，反被中国孔孟之道和先秦诸子学说所征服。他得到中国学人如劳乃宣等的帮助，把中国一些重要哲学著作译成德文，至今还为西方汉学家所称赞和利用。父亲在卫礼贤指引下，接触到康德的著作。他们两人合作，译出了康德的一封信，定名为《康德人心能力论》，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父亲当时计划，第二步翻译康德的传记，已开始做准备，第三步则是翻译康德名著《纯粹理性批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卫礼贤回国，父亲移居天津，翻译计划因而作罢，但他可能是我国比较早的翻译康德著作为中文的人。[76]
卫礼贤在《中国精神》中也曾对年轻的周叔弢有所描述，并有如下的评价：
年轻中国的代表是那位财政总长（指周学熙——引者注）的侄子，他也是我们这个圈子中的一员。尽管他还年轻，却已历尽了艰辛，并因此在个性人格方面变得既认真且独立。……我们谈论中国当前的状况，与革命在中国同时发生的物质主义，我们感到是一股黑暗的力量。……那位学生补充说：“如来是我们在佛教里对神的本质认识的最高称谓。”[77]
卫礼贤所谓的“历尽千辛万苦”，是指下面他夫人在回忆录中所提到的周叔弢“丧妻”之痛。周叔弢曾入赘避居青岛的萧家，作了萧应椿（1856—1922）的女婿。按萧应椿字绍庭，别号頵公，祖籍云南昆明，先世为盐商，父萧培元（字质斋）与潘祖荫同科，为咸丰二年（1852）进士，曾任济南知府，官至山东按察使，遂以济南家焉。萧应椿为光绪十九年（1893）的举人，戊戌变法后，锐意讲求经济之学，论事有远见。光绪二十七年（1901）捐道员，分省试用；二十八年（1902），被保荐经济特科；二十九年（1903）应殿试，得二等第七名，授道员，以候补道分发山东，任山东农工商务局会办。胶济铁路建成，曾兼理山东矿政调查局、胶济路矿局事务。杨士骧继周馥出任山东巡抚，候补道中，萧应椿与徐世光、朱钟琪、杜秉寅最为当红，并称“四红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萧应椿兼任山东大学堂总监（相当于今之校长）；三十二年（1906），升任山东农工商务局总办，主管全省工商实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山东农工商务局改为劝业道，萧应椿任道员。宣统三年（1911），萧应椿奉时任山东巡抚孙宝琦之命，向德国人办矿界交涉，以能关注中国民众利益，颇获声望。旋奉调奉天，未及赴任，武昌起义爆发，辛亥后不仕民国，避居青岛，与溥伟、刘廷琛等过从甚密，一度参与复辟清室活动。母亲萧琬的情况，根据周一良的回忆，他曾见到“母亲结婚前学习英文的练习本，中文小楷和英文字体都很秀丽端正”。[78]
年轻的周叔弢当时受惠于卫礼贤夫妇甚夥。据周一良晚年回忆，由于他出生后母亲萧琬即因难产去世，有一年的时间他便是由卫夫人萨洛莫喂养的：
当时父亲年轻，悲痛之馀，不知所措。他的朋友德国卫（当时用‘尉’字，后因嫌‘尉’字与军事有关而改）礼贤牧师（Richard Wilhelm，1873—1930）夫妇见义勇为，把无人照看、嗷嗷待哺的新生幼婴抱回自己家，由卫夫人用牛奶喂养了一年，再送回来。卫夫人晚年随长子在南京住过，我曾与她欢晤。她告诉我，在她为卫礼贤所写的传记中提及此事。书名《卫礼贤——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精神中介》（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卫礼贤来华是为传播基督教，却被中国文化尤其儒家经典所感动。他取字“希圣”，毕生致力于翻译中国典籍，向西方宣传介绍。他译《易经》为德文，得到中国学者劳乃宣（1843—1921）的指点，理解较为确切而透彻。后又译为英文，至今为西方国家所利用，近年还曾重印。卫礼贤与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 G. Jung）相友善，德译本《易经》曾对荣格的心理学说起过深远影响。卫礼贤回国后，二十年代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设立了中国学院，出版刊物《中国学》（Sinica），介绍中国文化。而在山东几十年，却没有一个中国人经过他受洗信教。卫礼贤逝世后，吴宓先生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曾有悼念文章。他的儿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也是汉学家，曾在北大教德文，编过德华字典。我在燕京读书时有过往来。他后赴美国，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授中国文化、思想、历史等，颇受爱戴，不少美国著名学者出其门下。1982年我访问西雅图，皤然二叟，共话沧桑。卫德明教授还记得，约在七十年前，他七岁那年，妈妈告诉他，接来了一个中国小弟弟。这也算中德友好历史上小小佳话吧。[79]
从上面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们两家当时交往密切。周一良所谓“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应为“美茵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所提到的刊物《中国学》即为Sinica（中国学报），卫德明编纂的字典为《德华大辞典》。[80]此外他还提到了萨洛莫的回忆录。
萨洛莫回忆到，1913年的圣诞夜周叔弢是跟他们夫妇一起度过的:
卫礼贤不仅跟周叔弢一起开始翻译康德的《人心能力论》和《论永久和平》（Vom ewigen Frieden），他也在周叔弢所建的欧式风格的新房子方面给予了诸多的帮助，并且不久我们家又增加了人口。周叔弢很年轻就结了婚，在他的长子出生后他不得不经历丧妻的痛苦。在亲属中没有谁敢来照顾这个不足4磅的婴儿，我们还是果断地接受了这个孩子。我们成功地养活了他，有一年的时间我们把他在我们家中当作我们的第五个儿子来养活。我们的育儿方式对中国家庭来讲无疑很不习惯，以至于有一天他们一家总共有十七口人到我们家来，想看怎么给婴儿洗澡，婴儿怎样用瓶子喝奶。一年以后，父亲又重新结婚了，被称作“我们”的孩子的一良重又回到了他的家中。再婚有一场不同寻常的前奏：一良的父亲原本不愿意结婚，他忘不了他的前妻。但他的祖父还是为他挑选了一个妻子，孙子予以了拒绝，老爷子吓唬他说自己要搬离青岛，孙子只能道歉了，不过还是暂时遵从了祖父的意愿——最终一切都很完美。后来我们知道一良成为了一位很优秀的人，目前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倍感欣慰。[81]
据周一良的记述，周叔弢后来续取了出身杭州望族的许和之，是有名的“许氏八乃”之后。许和之是曾任军机章京的许庚身（1825—1893）的侄女，许祥身的女儿。[82]萨洛莫的回忆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如给婴儿洗澡和让婴儿用奶瓶喝奶，这些在今天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则被看作是极其新奇的事情。而她所提到的康德的另外一本书《论永久和平》，后来无论是卫礼贤还是周叔弢都没再提及过。
八
历史学家王尔敏（1927—）指出：
自鸦片战争起，中西接触频繁，西方器物知识大量输入。中国朝野人士所见所闻，为亘古以来所未曾经验。……自1840—1900的六十年间，是酝酿近代思想一个重要的过渡时代，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潮发展段落。这里包括全部新概念之吸收、融会、萌芽、蜕变的过程。思想的创发，有加速趋势，也就是说一直维持着扩张的动力。[83]
王尔敏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而这样的一个转型是之前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谓的“变局”。他认为，自1861—1900年间，“提出变局之言论者不下八十一人”，“就中华民族之历史遭遇而言，实为开天辟地以来所未经见之巨大变局”。[84]也就是说，这之后的中国之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情形，而与西方人交涉又远非以往与周边藩属国的经验所能知。李鸿章（1823—1901）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1872）中写道：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馀年一大变局也。[85]
经济的全球化使得中国的命运紧紧地与世界其他地区交织在了一起，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逐渐被拖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不仅对李鸿章，这种史无前例的变化对当时每一位中国人都太大，不可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认知。
而在此之前的变化，包括明清之变，都是中国自身的知识能够解释得了的。而此次的变化，完全不同于之前历朝历代朝廷的更迭。清末以来的中国士大夫开始调动所有以往“中国知识”，包括佛教的知识来应对这些转变。因此当时中国知识界使用最多的是认为世变乃天地必然之数的“运会说”（现在社会上依然还有这种认识）。
德国哲学家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创造了一个德文术语Sattelzeit（鞍型期），用于描述近代与现代之间的过渡时期，指出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必然存在一个这样的过渡期。他认为启蒙运动的晚期以及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时期，大约在1750年至1850年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中，历史发展为时代分界的过渡时期，这对政治体系和概念结构来说都至关重要。欧洲社会、人的气质和日常生活向现代转向，一些现代价值观也是在那个时期首次提出，并作为典范流传后世的，这些在根本上已经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欧洲亦即西方，并且现代人和现代西方的观念就诞生在那个时代。在这一百年之中，基本概念在此之前受传统“经验”的束缚而语义稳定（所谓“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而在此之后则受未来导向的指引，形成影响至今的语义形态（所谓“期待视域”［Erwartungshorizont］），前者是过去的历史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史实，后者则是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也就是说，近代的概念已经从时间静态转变为面向未来的预期内容。在这期间，基础概念散落在各领域的语义不够清晰，并且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传统经验和未来期待的语义成分相互冲突、碰撞，同时也交织在一起，其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
根据科塞莱克的观点，“鞍型期”的社会变化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人口变化；（二）从固定的阶层到市民阶层的社会转变；（三）通过新的运输方式（例如铁路和汽船）所实现的运输革命；（四）工业化的开始；（五）新的文化和消费形式的形成。这一新时代令人目睹了经验与期待的断裂，让人感觉到本不属同一时代的东西汇聚到了同一个时代。[86]我想，辛亥革命之后的青岛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那里既是旧文化的中心，也是欧洲人输入现代文化的地方。
张灏（1937—2022）认为，甲午战争之后，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媒的大量涌现，以及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出现，真正实现了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他指出：
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5年初前后大约三十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87]
19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欧洲人将“鞍型期”这一社会的巨变蔓延到了全世界，后来知识界也将这一历史转折称作“世纪末”（Fin de Siècle）。一般的历史学家认为，19世纪末这段巨大的转变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20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几位德国历史学家甚至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主张将“世纪末”的概念延长至1880—1930年，而且还用丰富直观的史料对这一时代加以论证。[88]建德周氏家族的四代人（周馥、周学熙、周叔弢以及周一良）所经历的中国社会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发生重叠与断裂时期，正是这一时段。周馥在其所处的时代，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变局”的到来，并积极协助李鸿章予以应对；周学熙主持北洋实业，是袁世凯推行新政的得力人物，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领军人物；曾作为著名民族工商业者的周叔弢后来成为影响垂今的古籍收藏家、鉴藏家，1950年后并出任天津市副市长，晚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而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周一良，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日本史研究、亚洲史研究、“敦煌学”研究、佛学梵文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诸领域，皆做出过傲人的成绩，前驱之功，为后来者导夫先路，也奠定了后来者进一步研究的格局及思路，是1950年代后中国文史学界一个坐标式的人物。他们四代与卫礼贤的交谊，不仅仅使得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之间彼此发生了改变。今天我们更应将他们之间的关系，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以及互动网络体系中予以理解和考察。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跟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西方传教士、商人、官员、学者等的进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这些人所撰写的有关他们在华的回忆录，无疑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必要补充。由于他们大都亲身经历过他们所描述的史实或事件，同时也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他们得出的结论也大都符合实际。在中国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卫礼贤，以其丰富的译本和著述成为了中国发生巨变重要且客观的历史见证者。很明显，从内容上来讲，西方汉学家的著作，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史学仅仅依赖官方文字史料、知识精英私家记述的范畴，更有利于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以从整体上去把握历史，扩大研究视域，使研究题材、问题意识不断得到提升或更新。希冀本篇对卫礼贤与建德周氏四代交谊的研究，能够补充学者在建德周氏研究方面的一些缺失，也能为晚清以来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研究提供一个全球史视角的个案范例。
今年是卫礼贤诞辰150周年，也是周一良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以为纪念！
（本文为2023年9月22—24日曲阜所举办“中德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中德建交50周年及卫礼贤诞辰150周年”会议论文，其中一部分曾以《卫礼贤与建德周家》为题，分上下两部分刊载于《万象》2012年第4期1—15页，及2012年第5期37—47页。）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历史学院；孟繁之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原文刊载于《中国文化》2023年秋季号〔总第58期〕，168—187页）
今东至县，隶属安徽省池州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南岸，地跨长江下游平原与皖南山区。此地自唐至德二年（757）分秋浦、鄱阳两县地在梅城设置至德县以来，历史上先后沿用至德、建德、秋浦、东流、东至等多个县名。1914年，因建德与浙江省建德县同名，一度改名为秋浦县。1959年，再改为东至（东流、至德合并），沿用至今。由于本文所涉及到的周馥生活时代大部分时期该地都被称作建德，且1946—1947年周学熙手订周氏族谱，依旧定名《安徽建德县纸阬山周氏宗谱》，因此本文题目沿用旧称“建德”，称“建德周氏”，未改为今名“东至”，特此说明。另据周氏宗谱、《东至县志》及笔者田野调察，周馥家族民国以前世代聚居于此，至今东至县境犹有周氏遗迹唐山寺、万善桥、家族墓庐等，县城内遗存有周馥接官厅、周氏宗祠等文保单位，为民国初年启新洋灰公司“马牌”水泥浇筑建构，2019年入选“20世纪中国建筑遗产”名录。 ↑
在当年的出版物上中文署作“德国德得利藏版”。 ↑
此书最初出版于1926年，我手头上的版本是：Die Seele Chinas. Mit 36 Abbildungen. Berlin: Verlag von Reimar Hobbing, 1926. 356 S. 以及2009年的重排本：Die Seele Chinas. Wiesbaden: marixverlag GmbH, 2009. 384 S.中文译本有：卫理贤著，王宇洁、罗敏、朱晋平译《中国心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8年，409页。此书译自英文版，有很多地方跟德文版有出入，因此本文所有引文均出自上揭2009年的德文版。此外，查文献，“卫理贤”一名仅出现于1929年徐志摩（1897—1931）致蒋复璁（字美如，号慰堂，1898—1990）的书信中。见：徐志摩著，赵遐秋等编《徐志摩全集》第5卷，“书信、日记”分册，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Wiesbaden: marixverlag. 2009. S. 23. ↑
Ibid., S. 23. ↑
Cf.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C.H.Beck, 2009. S. 1172-1176. ↑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Wiesbaden: marixverlag. 2009. S. 23. ↑
Ibid., S. 34. ↑
请参考：吴素乐（Ursula Ballin）著，任仲伟译《“卫礼贤——传教士、翻译家和文化诠释者》，收入：马汉茂等编，李雪涛等译《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482—483页。 ↑
在清朝覆亡之前，全国当时共设有十一位总督，除了九位封疆总督，还有漕运、河道两位总督。封疆的九位总督，分别是东三省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并不掌管某一具体省份的军政事务，主要负责北方的黄、运两河事务、江南地区的河道和漕运事务，以保证黄、运、淮等河道安全及江南地区的赋税能顺利送抵京师。河道总督于雍正以后一度分江南河道总督和河东河道总督，后因权责不能协调，事权专一起见，咸丰十年（1860）裁江南河道总督，职事归漕运总督兼管，光绪二十八年（1902）再裁河东河道总督，自此河务无专官。再之后，以漕运总督、两江总督事务重叠，光绪三十一年（1905）裁撤漕运总督，其事务并入两江总督职辖。 ↑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Wiesbaden: marixverlag. 2009. S. 173. ↑
转引自：申君《清末民初云烟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4页。另据南开大学图书馆藏《青岛十老图》劳乃宣（1843—1921）跋：“癸丑之冬，避地青岛，吕镜宇尚书，周玉山、赵次珊、张安圃三制军，刘云樵、李惺园两封翁，童次山观察皆在焉。甲寅之春，陆凤石相国自都门来，王石坞观察自福山来，与余十人皆老寿，周七十八，陆七十四，吕、刘皆七十三，王及余皆七十二，赵、童、李皆七十一，张六十九，因相约为十老之会。二月乙巳，饮于周宅，并摄影、各赋一诗。夫香山履道之集，耆英真率之会，皆国家无事之秋，士大夫退老暇豫之所为也。今何时乎，神州陆沈，海滨长往，尚何娱乐之足言！顾逃空谷者，闻足音跫然而喜。顦顇薮泽之中，而得同志多人，相与劳苦慰藉，释其迟暮之感，坚其隐沦之怀，比之盛世优游，尤不易得也！托诸图画，形诸咏歌，传之将来，或犹足想见‘遁世无闷’之遗风也乎！许君久香适以事至，以年未六十，援香山狄氏、卢氏之例，虽与会而不及列云。”当时作为租界的青岛，的确成为了清朝遗老遗少们在辛亥革命之后暂居的缓冲之地，“遁逸无闷，幽居永贞”之所。 ↑
据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周悫慎公荣哀录》，周馥逝后，李寿仁曾撰挽联：“从役徧九州，醇醴亲承，厚德克全孤介士；享年过四皓，真灵竟返，伤心怕说展重阳。”自署“受业李寿仁”。 ↑
Salome Wilhelm (Hrsg.), 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Köln/Düsseldorf: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1956. S. 220-221. ↑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82-183. ↑
据民国十一年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周悫慎公全集》。民国后因“建德”改为“秋浦”，故以称。台北上世纪六十年代据《周悫慎公全集》影印周馥全集，作为“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之一种，书名即改作《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 ↑
赵尔巽总纂《清史稿》“列传二三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35页。 ↑
参见：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三册，“尺牍”卷一，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151—152页。 ↑
李鸿章对周馥的评价颇高，称：“周某用心极细，虑事最精，且廉正有魄力，非时人所及也。”（参见：周馥著，孟繁之点校《负暄闲语》卷上，“处事”门，北京：中国书店，2013年，第105页）甲午后，李鸿章自直隶去职，有对客语：“老夫荐贤满天下。独周某，佐吾三十载，劳苦功高，未尝求荐拔。今吾年老，独负此君，吾其能自已乎！”（参见周学熙、周学渊、周学煇《清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头品顶戴陆军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两广总督予谥悫慎先考玉山府君行状》所引，民国十一年（1922）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周悫慎公全集》卷首），并见马其昶《清授光禄大夫陆军部尚书两广总督周悫慎公神道碑文》：“甲午，日本争朝鲜败盟，公任前敌营务处。款成，文忠已齮龁去位，公遂投劾自免归。家居三载，文忠被命治河，复强起之，条上治河十二策，以费绌不果行。于是文忠乃称曰：‘吾推毂天下贤才，独周君相从久，功最高，未尝一自言，仕久不迁。今吾老，负此君矣。’密疏荐之，授四川布政使。调直隶，复召入都，理京畿教案。”（民国十一年〔1922〕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周悫慎公全集》卷首，及闵尔昌《碑传集补》卷十五，《清代碑传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55—1356页）李鸿章在给西太后的一道密折中，说周馥“才识宏远，沈毅有为，能胜艰巨，历年随臣筹办军务、洋务、海防，力顾大局，劳怨不辞，并熟悉沿海情形，堪负倚任”。《周悫慎公自著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 六十二岁”条：“［十一月］十七抵济南，李相国出示奏稿，有云：‘周馥在直境督办河工多年，于修守事宜最为谙练，应机敏决，识力过人，前因耳疾呈请开缺，回籍调理。臣以东省河工关系重要，专函敦劝前来襄筹一切。兹据复称病体渐愈，尚未复元，念臣老惫，强为勉力一行。俟到东后，当与详细商筹一切，可资得力。理合附片具陈。’云云。旋奉批旨：‘周馥俟查河事竣，即行来京预备召见。钦此。’”（民国十一年［1922］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吴汝伦于前揭光绪丁酉六月三日《与周与山》书中，也称：“别后相念无已。执事出处大节，远媲古人，以此时时往来胸臆间，视在此聚处时，情谊尤亲也。”（参见：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三册，“尺牍”卷一，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151页）语间虽不无客套，但对周馥为人格局之推崇，同李鸿章之言，俱可见当日亲近者对周馥的评论。甲午后，周馥自前线回返，格于身体状况及当日朝政，即屡请辞归。据《周悫慎公自著年谱》“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 五十九岁”条：“［二月］十二日到津，谒李相国、署直督王夔石制军文韶，面禀愿办前敌营务处，且诸统将愿我住唐山，以便往来南北各营。夔帅允，即电奏。十三日接夔帅札，派总理北洋沿海各军营务处，即禀辞。回唐山，闻宋祝帅在田庄台败绩，与吴清帅俱退扎石山站。……十八日，送李相国出沽口赴日本马关议和。……二十六日，在唐沽（塘沽）迎谒李相国，知在日本马关议和已成，赔兵费二万万两，割台湾、澎湖，并于苏州、杭州、湖北之沙市、四川之重庆添通商口岸四处，及准内地制造、通行小轮船等事，消除从前《中日商约》。时和局已成，归志已决，当军务初起时，余对李相国言‘事平必请开缺遂初’，至是，咳病加剧，遂申前请，而相国不便批准，王夔帅欲姑待之，亦未批准。初三、初四、初五大东风，海啸，淹太沽、北塘内地，各营粮械，颇有遗失，兵勇死数百人，百馀年来未有之水灾也。初十日，复请速奏开缺。二十八日，京电，传上谕，准开缺。五月初一日，往唐山谒刘岘帅禀辞。初二日抵塘沽，聂功亭、章鼎丞、罗耀庭、张燕谋，及天津保定属员裴敏中、傅世榕等饯行。初三日，坐轮船出沽口南归，时因病不能至津禀辞，因具禀牍呈李相国、王夔帅告辞。知有议予疏脱者，不能顾矣。”之后朝廷屡有征召，均以“两耳重听，衰惫已极，不堪再供驱策，莫由图报，愧悚无地”复命，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李鸿章一再力邀，不便违命，方再为出山，襄助往勘黄河。其复起始末，《周悫慎公自著年谱》“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 六十三岁”条述云：“正月，复往海口细勘一周。请相国奏余假归养病，未允，言上意有在，未便奏。二月二十二日抵京，二十四日诣宫门请安，蒙召见一次，次日复蒙召见一次，逾日又蒙召见一次。时太后复垂帘，励精图治，垂询事极多，懿旨慰勉，谓：‘两耳稍沈，精神尚好，现在时事艰难，应做官报效国家，着在京等候。’荣仲华相国面奏请授河督，旋有阻之者。阻者为旧相知，为挟小嫌之故，而荣相国则素无往来。人之遇合，有不可思议者。八月初八日，奉旨简放四川布政使。余有诗曰：‘交情深浅黄河险，世路崎岖蜀道奇’，盖指此也。初十日谢恩。二十四日请训，蒙召见一次。三十日出都航海，过扬州携眷，过无为州看钿女，泝江西上。”（民国十一年［1922］孟春秋浦周氏校刻本）民国十年（1921），周馥在津病逝，陆海军将帅荫昌等所为《南北洋请建专祠呈》，有谓：“凡中国自强之本，与夫今日能以自立之道，莫不由周故督与文忠开其端、植其基，而尤注重于陆海军人才。其所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开全国风气之先者，厥功甚伟。盖自庚子以后，能收拾残局者在此，民国能搘持弗替者亦在此。似此勋绩，实为有功大局，累世不朽之业，非仅彰治行于有清，抑且著功效于后禩。今日中国之所以能存在，且与世界列强相抗礼者，实为陆海军之有人，而追原其始，莫不由于周故督之深谋远虑、苦心孤诣有以致之。至若磋议《辛丑和约》，收回京津地面，议定民、教永远相安章程，至今民受其惠，国赖以安。其大有造于邦家者，海内亦无与比伦。”周作人于1950年3—4月间撰《周玉山的印象》，刊诸是年4月5日上海《亦报》，亦有言：“他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可以说在五十年中所见新旧官吏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他来的。”（参见周作人著，陈子善编，黄裳审订《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222页）诸如此比，结合晚清以来各界对周馥之记述，以相参正，合观其自著文字《负暄闲语》、《玉山诗文集》、《自定年谱》等，周馥之为人格局、出处大节，概可进一步想见。 ↑
上海图书馆藏《北洋纪事·博文书院、北洋医院》，未刊稿。 ↑
Salome Wilhelm (Hrsg.), 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S. 119. ↑
这些观点散见于：《周悫慎公奏稿》卷之二《办理山东各学堂情形折》（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十八日）、《考试学生酌量变通片》（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八日）、《筹办客籍学堂片》（光绪三十年九月一十八日），及连载于《大公报》（天津版）1903年4月17—18日、4月21日、4月24日的《山东周中丞劝学告示》等文稿中。 ↑
Salome Wilhelm (Hrsg.), 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S. 119. ↑
Ibid., S. 119. ↑
请参考：《察看烟台华商及威海、胶澳英德两国租界情形折》，载《秋浦周尚书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60页。 ↑
出处同上，第160页。 ↑
出处同上，第160页。 ↑
出处同上，第160页。相关的研究请参考：王守中《“相维相制”与“观摩受益”——清末山东地方官对德国人的基本政策》，载《德国研究》1998年第4期，第22—27页。此外，朱建君在专著《殖民地经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德占青岛（1897—1914）》的第三章“清政府与胶澳总督交涉中的官方民族主义”中，在谈到清政府对德占青岛的基本态度时，曾特别评论周馥此行的实际效应：“周馥的这一思路和做法为后任山东巡抚所沿用，成为其后山东巡抚处理与德国殖民势力的基本策略，并且越来越注入了主权观念和通过商战挽回权利的思想。从德国方面来说，经历了高密事件和义和团运动的强烈武力冲突后，也开始转变策略，不再对反抗意识强的中国人一味诉诸武力征服，即如周馥所说的，变为通过笼络中国官员和商人的手段来获取经济利益，这使得清政府有可能借助外交之力推行‘相维相制、观摩受益’的策略。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的国际关系中，德国在欧洲相当孤立，需要在亚洲寻找伙伴，同时在中国还受到1900年后美国所提出并推行的对中国保持‘门户开放’政策的限制，德国为了表明自己无意于独霸山东，也对自己从青岛向外的殖民扩张行为有所收敛。当时这种国际环境也使得清政府‘相维相制、观摩受益’的策略有可能收到一定成效。”（朱建君著《殖民地经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德占青岛（1897—191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 ↑
Mechthild Leutner (Hrsg.)/Klaus Mühlhahn (Bearb.),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Die Expansio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China.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897-1914. Eine Quellensammlu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7. S. 334. ↑
请参考：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738页。 ↑
上揭《秋浦周尚书全集·卷首行状》，第97页。 ↑
上揭《察看烟台华商及威海、胶澳英德两国租界情形折》，载《秋浦周尚书全集》，第160—161页。 ↑
赵琪修、袁荣叟纂《胶澳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58年，第44页。 ↑
Salome Wilhelm (Hrsg.), 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S. 124. ↑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69. ↑
上揭《胶澳志》，第1459页。 ↑
周馥此次胶澳之行，及之后在山东巡抚任上的展布，积极有为的政策，同时赢得了德皇的敬重。据山东政府网站公布的《山东外事大事记（1840—1911）》：“［1904年］6月1日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德皇赠山东巡抚周馥金冕头等宝星。”周景良先生回忆，周馥去世后，这枚勋章由周学煇先生保存；“文革”开始，八十四岁的周学煇被从所住的三层楼的大楼房中扫地出门、空手离开，若干年后落实政策时，发还的东西中只有德皇威廉二世签字的证书，勋章不见了。此证书后来由周学煇的子孙捐赠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国家博物馆。 ↑
上揭《秋浦周尚书全集·玉山诗集卷三》，第1298页。 ↑
系在周馥逝后所合撰的《清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头品顶戴陆军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两广总督予谥悫慎先考玉山府君行狀》，见上揭《秋浦周尚书全集·卷首行状》，第97页。 ↑
出处同上，第97页。郭则沄《十朝诗乘》卷二十三对此事亦有记载。 ↑
《胶澳志·人物志》，见上揭《胶澳志》，第1327—1328页。 ↑
上揭《清史稿》，第12536页。1904年第8期的《东方杂志》曾刊有《东抚之办事》文，称赞周馥开设商埠之举：“德国尝以独占山东全省利益，屡向北京政府要求权利。其所经营者，着着进步。周中丞（指周馥——引者注）见此情形，深知其害，遂将济南、潍县、周村镇三处辟为商埠，俾利权不致为德人所垄断，密奏朝廷，即获谕允，忽然宣布万国。德人闻之，亦惟深叹其手段之神速而未可如何也。设事前稍不谨慎，泄漏风声，德人必起阻挠。”第一卷第八期“时评”，第57页。 ↑
周馥《自著年谱》于1907年记：“因朝臣党争互相水火，枢臣、疆吏有因之去位者，遂波及于余。”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1907年5月28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条：“周馥开缺，以岑春煊为两广总督。”注云：“岑与奕劻倾轧，时两广乱事相继，周年老，奕劻乘机排岑外放。”（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78页）此前一日，5月27日（四月十六），《日志》记：“庆亲王奕劻独对，太后决遣岑春煊出京。”（出处同上）可见朝命之下仓促，枢臣、疆吏政争，以周馥为牺牲品矣。 ↑
《周止菴先生自叙年谱》“宣统三年辛亥 四十七岁”条：“八月，革命军起，芜湖骚乱。吾父先游苏杭，后至青岛居焉。余购巡衙前地建屋迎养。”详见周小娟编《周学熙传记汇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
上揭《秋浦周尚书全集·玉山诗集卷四》，第1370页。 ↑
参见《周止菴先生自叙年谱》“民国三年甲寅 五十岁”条，周小娟编《周学熙传记汇编》，第39页。 ↑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83-184. ↑
《负暄闲语》撰成于1909年，前一年的夏天，周馥带着孙儿周叔弢前往庐山、芜湖避暑时，因周叔弢之问，写下了这十二章的家训。见：《负暄闲语叙》，收入：周馥著，孟繁之校点《负暄闲语》，北京：中国书店，2013年，第1—2页。至于周馥撰这部书的宗旨，诚如他在叙中所言：“此篇为诫诸幼孙而作也。诸孙年稚，读书无多，复爱流览西籍，恐将游骑无归，难以成立。诸儿虽时严切教导，惟语焉不详，颇失循循善诱之恉，虑其启迪无资。去年暹孙随侍居庐山、芜湖数月，因其所问，就书史所载，见闻所及，引伸之以广其义，随笔记载，略分其类十有二。家庭琐琐，絮语不足以阐大道，然登高自卑，学道之功实基于此。编成后，复恐诸孙之未融于心也，又取先哲懿言，分类附载，俾资悟证。苟能好学深思，自然知识日充，事理通贯。即能谨守数语，终身不失，亦必受用良多。余衰且病，相见之日渐少矣，可即以此作为遗训，随时参悟，以助学力。诸小孙及曾孙等有在襁褓者，他日长成，可以此训解之。此尔等成败、兴衰大关键也，幸毋忽忘，负我厚望。”翻检这部书，虽谆谆教语，事关家训彝伦，以训子孙之贤而智者，但最能体现周馥的思想结构、材识气局，特别是他对于读书、世事、洋教的态度，即使今天去看，也丝毫不过时。 ↑
周馥著，孟繁之校点《负暄闲语》，北京：中国书店，2013年，第85页。 ↑
苏慧莲著，关志远、关志英、何玉译《李提摩太在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0页。据此书记载，曾为山东巡抚的周馥曾向李提摩太提出，请向基督教会提议，送给他一些中文的《圣经》，由他亲自发放给山东的官员，这样官员们才会重视基督教，认真阅读此书。（出处同上，第266页） ↑
周馥著，孟繁之校点《负暄闲语》，北京：中国书店，2013年，第80—81页。 ↑
上揭《秋浦周尚书全集·玉山诗集卷四》，第1377页。 ↑
参见《青岛十老图》卷末周馥跋。周馥此跋的全文为：“甲寅春，吕镜宇尚书创议，约客胶澳避兵遗老十人为‘真率会’，以年逾七十为度。乃遍求之，仅得九人。时张安圃尚书年六十九，因请入会，以足其数。荐馥为置觞，欢饮竟日，且摄影留图，诸人因赋诗，以张其事。无何，德日战事起，青岛日夕数惊，诸人遂各逃散，此事遂无人问及矣。逾五年，镜宇尚书觅得原诗稿，余复检得当时摄影原图，因将原图分照，俾每人专留一像，且以各人所作诗录于像后，装潢成帖藏之。非敢慕洛社、香山，追蹑古人，聊记一时胜会而已。独是聚散存亾，转眼陈迹，有不能忘情者。青岛会饮之后，童次山观察卒于上海，陆凤石中堂晋京供职，旋薨于位，馀人皆分避各处，久不得其消息。惟馥与吕镜宇、张安圃两尚书寓天津租界，得以朝夕往还。册中诗句，惟馥与吕、张二公自写入册，馀请友人补书之。嗟嗟！计甲寅迄今，已逾五年，再逾五年，会中所馀八人，不知谁健存也。人生梦幻，原无足道，特是世界沧桑，家室飘摇，遗老且尽，未卜升平何日，是则诸老心中所惓惓不能忘者也。册成，因志始末于后。至影图中本有十一人，故赵次山尚书诗中所谓‘许君适来五十七’也。许君名鼎霖，海州人，官安徽道府，以年未满六十，故虽与䜩而不入会。且许更先童、陆逝世，尤可嘅惜，故此册未复照其像，因并记之。” ↑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78-179. ↑
《周止菴先生自叙年谱》，收入：周小娟编《周学熙传记汇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8页。 ↑
周叔媜在其所著之《周止庵先生别传》中亦提到：“吾祖于民国两任财政总长，初任当民国元年，国体方定，库空如洗，外债积欠，国际责言，至以不承认新政府为要挟；内则各省饷需，均向中央电索，而收入不解国库。吾祖观察病征所在，由于兵多为患，故力倡裁兵之议。当时六国银行团所商‘善后大借款’，为条件争执，迭经交涉，几至破裂。嗣后美国退出，改由英、法、德、俄、日五国银团，定议总额二千五百万镑合同。规定用途，为偿还外债及裁兵、政费等。乃以‘二次革命’事起，借款一部分流作军用，吾祖以有违初约，裁兵之议不行，阋墙之争骤起，遂飘然远引，即日微服出都，避迹青岛矣。”（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48印本，第80—81页）当时情况，诚如民国二年（1913）5月同时刊布之《布告善后借款情形文》所公示：“民国成立以来，中央对于各省有救济而无收入，无日不在左支右绌之中，既不能逼催各省解款，又不肯横加赋税；至万不得已，而降心忍气，仅以盐税所入，抵借外款，借济目前之急，徐为建设之谋。此正全国一心共图补救之时，非感情用事，互相责难之日。况此项借款，除清还外债、裁遣军队、整理盐务各项用款外，其堪以留供行政经费者，止三百数十万镑，不过敷六个月之支拄耳。譬犹病入膏肓，势将垂绝，急进参苓之剂，呼息得以苟延，至若痼疾蠲除，元气回复，必更投以对症之方药，加以合宜之调摄，始得大有转机，稍事迁延，变象立见。……本部上年以来，对于财政计划亦曾极力筹维，无如内外同一困穷，举措动生牵掣，虽有良法美意，多成纸上空谈。推求其故，良由中央束缚于债欠，各省消耗于军需，以致行政机关悬釜待炊，几同虚设，各不相谅，徒启龃龉。”（转引自周叔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三章“第一任财长时之建树·乙 善后借款”所附文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48年印本，第109—110页） ↑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80-181. ↑
张之洞《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1页。 ↑
上揭《周学熙传记汇编》，第20—21页。 ↑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收入：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85页。 ↑
卫礼贤《东方之光》，收入：蒋锐编译《东方之光——卫礼贤论中国文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212页。 ↑
为实现此计划，周学熙创办“悫慎精舍”，准备开“文课”、“学课”、“讲课”三项，以弥补子弟中文之不足；以后又计划组织教育委员会，以筹集基金，拟自办中、小学和拟订奖学金筹办补习学校，后因此举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放弃。1926年先实现了“悫慎精舍”计划中之第一项，设立师古堂文课。周学熙设师古堂文课之目的，是欲“使本支子弟，借文字为观摩，所以增学问而振家风”，进“可以淑世”，退“可以淑身”。规定凡周氏子弟，无论在职、在学校或在私塾者，不限年龄，不限男女，都必须参加文课，出嫁女除外。外孙和外戚子弟亦可自愿参加，名为附课生。师古堂设有严格考勤制度。1930年，周学熙又在北平寓所成立师古堂刻书局，延聘宿儒任选辑校刻之职，进行选书刻书，以备家塾之用，尝自谓：“窃中国数千年文化，以道德为主，历代圣贤载籍具在。士人读书要当知拣择。……今世学校科学过繁，学生限于日力、精力，骛其末而忽其本。学熙自庚午年起，就北平寓所附设书局，以师古堂名义延聘宿儒从事编辑、校刻，取古人最纯正之书，博观约取，量子弟日力、精力所能及，读之可以淑身，可以淑世者。”其选书刻书宗旨，与设师古堂创设文课之目的遥相呼应。 ↑
《周学熙家语》（上），收入《近代史资料》总77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79页。 ↑
据周叔弢之孙周启乾（1939—）整理《弢翁自述》：“1904至1906年间，值祖父在两江总督任内，我亦随家居南京官署内。其间，虽曾入中正街的思益小学学习，并名列前茅，但为时仅两个月，其后即遵祖父命回所居总督衙门，设私塾延师教授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英语老师的名字已忘，但记得他是福建人，任江南高等学堂的校长，是严复的弟子，曾见过严复为他题写的折扇，严复题名我还记得很清楚是什么样子。英语的教材则是美国人编写的读本，还有英国人为印度人编写的语法。塾中同学除我们周氏兄弟外，尚有劳笃文（其父劳乃宣是祖父的幕僚）、陈方恪（陈三立之子，寅恪之弟，亦是思益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及其他幕僚的子弟。在为时十年的私塾生活中，主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尤其受桐城派文章的影响甚深，后来自己做起文章，亦有如‘三寸金头’，十分拘谨。此外，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阅读严复译《天演论》、《群己权界论》、《原富》等书，印象特别深刻。这些书是父亲殁后从南京回扬州自学时翻阅的。长兄周达（字伯荣，后名美权）长我十二岁，当时具有维新思想，曾集合一些朋友，延聘一日本人住于家中，并举办传习所，介绍西方知识。长兄还曾授我以数学书《比例汇通》。对于严译西方学术书籍的阅读，引起了我对西洋哲学的兴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市口述史研究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16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
此书封面署《康德人心能力论》（哲学丛书），尉礼贤、周暹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此书至1916年8月已经印行了第3版。（见：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书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第3页之“民国五年［1916］丙辰 二十六岁”条下） ↑
尉礼贤、周暹译《康德人心能力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2a页。 ↑
尉礼贤、周暹译《康德人心能力论》，1987年影印版，周珏良跋。 ↑
尉礼贤、周暹译《康德人心能力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1b页。 ↑
有关卫礼贤、周暹译《康德人心能力论》的研究，请参考：李雪涛《儒家话语对康德思想的重构——〈人心能力论〉译本初探》，收入：林维杰、黄冠闵、李宗泽主编《跨文化哲学中的儒学：工夫、方法与政治》（当代儒学研究丛刊34），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6年，第29—71页。 ↑
尉礼贤、周暹译《康德人心能力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2a页。 ↑
《论语·宪问》，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159页。 ↑
朱熹《大学章句》。 ↑
上揭《弢翁自述》，收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16辑，第3—4页 ↑
尉礼贤、周暹译《康德人心能力论》，1987年影印版，卷末周珏良跋。 ↑
据周珏良回忆：“民国初年，先君居青岛，从德国尉礼贤先生（后改用卫字）学德文，并治康德哲学，拟以译此书始，次及康德传，然后及其三大批判书。后以欧洲战起，卫氏归国，先君亦移家天津，改营实业，未能始终其事。然康德、黑格尔著作，列于插架者数十年，珏良等自幼及长习见之，固知初志之未泯也。”（尉礼贤、周暹译《康德人心能力论》，1987年影印版，卷末周珏良跋） ↑
周一良《怀念敬爱的父亲》，收入：《周一良集》第5卷“杂论与杂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8—179页。 ↑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80. ↑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我的自传》，收入：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七册，第四编“自传与杂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6页。 ↑
出处同上，第6-7页。 ↑
Deutsch-chinesisches Wörterbuch, in Gemeinschaft mit chinesischen Fachgelehrten ausgearbeitet von Hellmut Wilhelm. Max Nößler & Co. Schanghai 1945. ↑
Salome Wilhelm (Hrsg.), 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S. 217-218. ↑
许和之后来生有：周珏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周艮良（天津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周杲良（美国斯坦福大学神经学系教授）、周以良（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副校长）、周治良（北京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周珣良（铁道部教育处干部）、周与良（天津南开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周耦良（北京八中高中英语教师）。1925年许氏去世后，周叔弢又续娶了左道腴，她也是清代名臣之后，生有周景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请参考：上揭周一良《毕竟是书生——我的自传》，收入：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七册，第四编“自传与杂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7页。 ↑
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收入：王尔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此处引文见第1页。 ↑
王尔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收入：王尔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23—369页，此处引文均见第325页。 ↑
收入：桐城吴汝伦编录《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九，第44—50页，此处引文见第44页。 ↑
Cf. 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in: Brunner, Otto, u.a. (Hrsg.):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I. Stuttgart: Klett – Cotta, 1972, S. viii-xxvii. ↑
张灏《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收入：张灏著，任锋编校《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1—162页，此处引文见第151页。 ↑
Cf.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C.H.Beck, 2009. S.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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